庄正贤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摆出一副专业而恳切的姿态：
“祁书记，恕我直言。
蒋正明一案，社会影响巨大，关注度极高。
从公开的报道和有限的信息来看，京州方面在办案过程中，
强调‘从快从重’，这固然体现了打击犯罪的决心，但也在业内引发了一些担忧。”
他顿了顿，观察了一下祁同伟的表情，继续说道：
“您知道，现代法治的核心精神，在于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
无论犯罪嫌疑人所犯何罪，其基本的诉讼权利，比如获得辩护、不受刑讯、公正审判的权利，都应当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
这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也是我们与国际接轨、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必然要求。”
他侃侃而谈，试图在理论和道义上占据制高点：
“尤其是死刑问题。现在国际上废除死刑已成主流趋势，
很多法学专家也呼吁要慎用、少用死刑，更多体现教育、改造的人道主义精神。
动辄死刑，是否有些……过于严苛了？
这与当今世界文明的潮流似乎有些……格格不入。
长此以往，恐怕会对京州，乃至汉东省的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环境，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啊。”
祁同伟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直到庄正贤说完，
他才缓缓放下茶杯，目光平静地看向庄正贤：“庄律师，你说完了？”
庄正贤被这平静的目光看得微微一怔，点了点头：“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也是法律界不少同仁的共识。”
祁同伟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弧度，那弧度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
“庄律师，你口口声声的‘现代法治’、‘文明世界’，
指的不过是欧美几个自诩为标杆的国家吧？
你所说的‘国际主流’，又真正代表了多少国家、多少普通民众的意愿？”
他不等庄正贤回答，语气逐渐变得锐利：
“西方的法律制度，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脱胎于他们的宗教裁判传统，后来又深受所谓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浸染，
过分强调形式上的程序正义和对罪犯的所谓‘人权’庇护，这我承认。但是！”
祁同伟的声音提高了几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当他们不遗余力地保护罪犯的人权时，那些受害者的人权呢？
那些被蒋正明、被‘四爷’团伙害得家破人亡的普通百姓的人权，谁来保护？
那些遵纪守法、辛勤劳动的老实人，他们的安全感，又由谁来保障？”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指着窗外鳞次栉比的楼房和远处依稀可见的工地：
“你看看这京州城！看看汉东省！
蒋正明这帮蛀虫，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勾结黑恶，横行霸道多少年？
他们可曾跟那些被逼得家破人亡的百姓讲过程序？
可曾对那些无辜逝去的生命有过半分人权尊重？
现在，我们证据确凿，民愤极大，依法从严惩处这些罪大恶极之徒，
到了你这里，反而成了不文明、不法治了？”
祁同伟猛地转身，目光如电，直射庄正贤：
“你说的那一套，或许在你们燕京的象牙塔里，在某些高谈阔论的精英圈子里是‘政治正确’。
但它符合我们大夏的国情吗？
它符合我们最广大老百姓心中最朴素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正义观吗？
老百姓要的是什么？是要实实在在的公平！要看得见摸得着的正义！
要作恶的人得到应有的、相称的惩罚！
而不是眼睁睁看着那些罪大恶极的人，靠着玩弄法律程序，
靠着所谓的‘人权’幌子，继续逍遥法外，甚至苟延残喘，
让受害者家属的伤口永远无法愈合！”
“你提到的所谓‘文明世界’的法治，”
祁同伟言辞愈发犀利，
“其根本目的往往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统治，
立法上突出议会民主实则确保党派利益，常常忽视底层民众诉求。
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严重不公，
例如鹰酱某些特殊机构知法犯法，只要对其有利，即使违法也在所不顾。
这种体系下，贫富分化加剧，表面‘平等’的法治好似‘皇帝的新衣’，
实际运行中容易沦为少数人的工具。
国际上，某些国家更是无视他国法律，横加干预内政，推行霸权主义，粗暴践踏国际法。
这种背景下，片面强调对罪大恶极者的程序保护，在某种程度上，
难道不是一种对受害者和广大民众的二次伤害吗？”
“在京州，在汉东，”
祁同伟一字一顿，声音铿锵有力，仿佛每一个字都砸在坚实的地面上，
“我们立足的是大夏的土壤，服务的是大夏的人民！
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法治，是保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治！
是对犯罪分子实行专政、为人民伸张正义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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