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剂试探事件的余波在苗寨内缓缓漾开，紧张的气氛并未因那对母子的病情稳定而完全消散。
米勒在临时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地分析着从胶状物、死鼠、污染植物上获取的样本，试图拼凑出日军这种新型投毒手段更完整的图景。
威尔逊则拿着简陋的炭笔和纸张，绘制着苗寨及周边区域的地形简图，标记出水源、聚居点、可能的污染扩散路径，并不断向阿木、岩沙询问风向、水流和植被分布的细节，试图从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角度建立更系统的防御模型。
然而，在共同对抗外部威胁的紧密合作之下，不同文化、不同知识体系之间固有的差异与碰撞，也开始在日常的每一个细节中悄然显现，有时甚至比外部的毒雾更为微妙而棘手。
第一个磕碰发生在对王顺子左手伤情的后续处理上。在毒素被控制、坏死局限后，如何处置那几根乌黑干瘪、注定无法恢复功能的手指，成了争论的焦点。
威尔逊博士检查后，用尽可能委婉但明确的语言通过林婉清表达了他的观点：“组织已经彻底坏死，继续保留只会增加感染风险，甚至可能引发败血症，危及生命。
从现代外科学的角度，截除坏死部分是最安全、最有利于伤口愈合和整体康复的选择。我可以尝试进行手术，虽然条件简陋，但我会尽力做好清创和缝合。” 他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已经过简陋消毒（煮沸）的一套基础外科器械。
胡老扁和龙阿婆却都沉默了。在中医和苗医的观念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或山神），若非万不得已，绝不轻言切除。
更重要的是，他们坚信，只要生机未绝，气血能通，哪怕是坏死的部分，也可能在漫长的时间和新肉的包裹下，以某种方式“存形”，或者至少，其“气”与整体仍是相连的，贸然切去，可能损伤整体的“气机”平衡。
胡老扁更担心的是，王顺子本就因中毒元气大伤，再行手术切割，恐更伤气血，恢复更慢，那么到底怎样才能让王顺子的病情彻底好转呢？
胡老扁心里也很是纠结，如果强行给顺子动手术，也许能帮助王顺子快速恢复，但是胡老扁最担心的是王顺子现在的身体状况能否支撑一场高强度的手术？万一，在手术过程中王顺子的身体出现突发情况，那么很可能前功尽弃。
“胡先生，”威尔逊看出他们的犹豫，诚恳地说，“我理解不同的医学传统有不同的理念。但坏死的组织就像腐木，不仅无用，还会滋生病菌，牵连健康的木材。留下它，对王先生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我们可以用麻醉药减轻他的痛苦。”
“威尔逊博士，您说的道理，我部分明白。”胡老扁斟酌着词句，“但在我们看来，人之肢体，虽局部坏死，但其经络关联未绝。强切之，如同断其枝蔓，虽去腐肉，亦可能伤及根本元气。且顺子此刻体虚，恐难承受手术之创。能否……再观察几日？我用针灸和活血生肌之药，看能否促进新肉从边缘长出，包裹死指，令其自然……脱落？或至少，待他元气稍复，再做打算？”
这是两种医疗哲学的直接碰撞：一个倾向于积极干预，移除明确的病灶；一个倾向于保守支持，调动自身修复能力，追求最小损伤的整体平衡。
龙阿婆没有说话，只是用她那枯瘦的手，沾了点她特制的、气味浓烈的生肌药膏，轻轻涂抹在王顺子坏死手指与健康皮肤的交界处，动作缓慢而坚定，仿佛在进行一种无声的仪式。
王顺子本人躺在床上，听着两边的讨论，眼神迷茫而恐惧。他不懂那些大道理，只知道手指黑了，疼是不太疼了，但听说要切掉，本能地感到害怕和抗拒。
最终，在苏暮雨的斡旋下，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暂时不进行手术切除。由胡老扁和龙阿婆继续用草药和针灸治疗，密切观察坏死界限是否清晰、有无感染扩散迹象。同时，威尔逊提供了一些外用的消毒药水和口服的磺胺药片（极其节省地使用），以预防和控制可能的感染。双方约定，以三天为限，若坏死范围扩大或出现明显感染迹象，则必须重新考虑手术。
这个妥协，让双方都有些不完全满意，但也体现了在现实条件下的互相尊重与尝试理解。
第二个碰撞，则围绕着米勒的研究需求与苗寨（尤其是龙阿婆）的“规矩”展开。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那种胶状毒剂的成分，并测试胡老扁、龙阿婆提供的各种本地草药提取物的解毒效果，米勒需要更多的实验样本。不仅仅是微量，有时需要一定量的草药进行提取和重复试验。这很快就触及了龙阿婆的底线。
当米勒通过林婉清，第三次请求龙阿婆提供一小把“还魂草”（嘎依娜）用于试验时，龙阿婆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她用苗语对岩虎急促地说了一串话，语气严厉。
岩虎尴尬地翻译：“阿婆说，‘嘎依娜’是山神赐给寨子救命的宝物，长在绝壁，三年才得几株。上次给的已经破了例。洋先生要一点又一点，不是用来救人，是放在那些玻璃瓶里‘玩耍’，是糟蹋东西，是对山神不敬。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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