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的金陵，寒意渐浓。
清晨，颐和路安全屋的书房里，陈朔站在那幅日益完善的文化生态图谱前，手指沿着一条新出现的紫色虚线缓缓移动。这条线连接着四个最近才浮现的小型读书会，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不在高校内，而是分散在城南的民居、城北的寺庙、甚至一家中药铺的后堂。
“紫虚观的读书会最有意思。”苏婉清在一旁讲解，“表面上是一群信众研读道教经典，实际上每次聚会后都会讨论时局。住持清虚道长，六十五岁，年轻时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出家。他从不直接谈论政治，但经常引用《道德经》里的句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陈朔的目光停留在“清虚道长”这个名字上：“他知道这些讨论的危险性吗？”
“非常清楚。”苏婉清说，“所以他的方式很隐晦。上个月聚会，他讲的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但听者都明白，这是在说抵抗的方式——不是正面对抗，而是像水一样渗透、包容、持久。”
这种隐喻式的表达，正是陈朔希望看到的。它比直接的宣传更安全，也更有力量。
“另外三个读书会呢？”
“城南‘阅微草堂’，主要读明清笔记小说，但读者会从那些历史故事里读出对当下的影射。城西‘听雨轩’，是一群中学教师组成的，读新文学，讨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中药铺的‘守一堂’最特别，成员主要是店员和附近居民，读的是医书，但常常引申到‘治身如治国’的话题。”
陈朔仔细听着，心中渐渐形成一个判断：金陵的文化生态，正在从高校和知名学者圈，向更基层、更民间、更分散的层面渗透。
这是好事。根扎得越深，生命力越强。
“影佐那边有什么动静？”他问。
“文化艺术节的筹备在加速。”苏婉清说，“邀请名单已经扩大到两百多人，几乎囊括了金陵所有稍有影响的文化界人士。影佐的人每天都在拜访这些被邀请者，名义上是‘征求意见’，实际上是施加压力。”
“有拒绝参加的吗？”
“公开拒绝的没有，但以各种理由婉拒的有十几位。”苏婉清翻看记录，“顾颉刚先生以身体不适为由，表示只能‘有限参与’。马寅初先生说要外出讲学，可能赶不回来。还有几位老学者，表示‘年事已高，不便走动’。”
这些回应很得体，既给了官方面子，又保持了距离。
“年轻一代呢？”
“反应不一。”苏婉清说，“有些人很兴奋，觉得这是出名的好机会。有些人很警惕，但不敢公开拒绝。许慎之诗社的李思明，接到邀请后很紧张，找许慎之商量。许慎之告诉他：去，但要少说话，多观察。”
这是陈朔通过顾文渊传递的建议。对于这些年轻人，不能阻止他们参与，但可以教他们如何在参与中保护自己。
“画会的王雨竹呢？”
“她很高兴。”苏婉清笑了笑，“单纯地觉得‘自己的画能被更多人看到’。林墨有些担心，但王雨竹说‘怕什么，我们又没画犯禁的东西’。”
天真的自信，有时候反而是最好的保护色。因为真正有秘密的人，不会如此坦然。
陈朔走到窗前。晨雾中的金陵城朦朦胧胧，梧桐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在寒风中轻轻摇晃。冬天真的要来了。
“冯友兰先生的拜访安排在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三点。”苏婉清说，“顾文渊已经联系好了，冯先生答应见你一小时。地点就在中央大学他的办公室。”
陈朔点点头。冯友兰的哲学思考，可能为他的“野草策略”提供更深层的理论支撑。这位先生在思考“中华民族的精神韧性”，这个问题本身，在当下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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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学哲学系所在的“慎思楼”，是校园里最安静的建筑之一。楼前种着几株腊梅，花还没开，但枝条已经孕育着花苞。
下午三点，陈朔准时抵达。冯友兰的办公室在二楼，门虚掩着，里面传来翻书的声音。
敲门后，里面传来温和的声音：“请进。”
推门进去，办公室比想象中宽敞。四壁都是书架，中文、外文书籍混杂，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窗前一张大书桌，堆满了手稿和翻开的书籍。一位五十多岁、面容清癯、戴着圆框眼镜的学者正伏案写作，见有人进来才抬起头。
“冯先生，打扰了。”陈朔恭敬行礼，“晚辈张明轩，从上海来，久仰先生学识，特来请教。”
冯友兰站起身，打量了陈朔几眼，指了指书桌对面的椅子：“张先生请坐。听说你对哲学有兴趣？”
“是。”陈朔坐下，“晚辈经商，但总觉得，人活一世，不能只追求物质。特别是在当下，更需要精神上的支撑。”
冯友兰点点头，没有立即接话，而是起身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递给陈朔：“这是我最近在修订的《新理学》。张先生有兴趣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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