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竹楼教室（1940年5月30日，上午8:00）
四明山深处，晨雾还未散尽。
村东头那座用竹子和杉树皮搭建的两层楼房里，传来了讲课的声音。这是村里最大的建筑，平时用作村民集会，现在临时改成了“经济工作干部培训班”的教室。
金明轩站在一块用锅底灰涂黑的木板前，手里捏着一截烧过的树枝当粉笔。台下坐着十二个人，年龄、穿着、气质各不相同，但眼神里都有一种同样的专注。
这是培训班开课的第三天。
“……所以，我们在沦陷区的经济工作，不光是筹钱筹粮。”金明轩在黑板上写下“经济战”三个字，“更是要扰乱敌人的经济秩序，保护民族工商业，为根据地开辟物资来源。这三个目标，环环相扣。”
台下有人举手，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姓林，原是根据地被服厂的会计。
“金教员，您说的我们都理解。但具体怎么做？我们被服厂现在最缺的是棉花和染料。申城有，可怎么运进来？敌人封锁那么严。”
问题很实际，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困惑。
金明轩点点头，擦掉黑板上的字，开始画图——一个简单的供应链示意图。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内容：如何在封锁下建立物资通道。”他在图的两端分别写上“申城”“四明山”，中间画了三条线，“以棉花为例，至少有三种方法可以解决。”
他指着第一条线：“第一，合法采购加伪装运输。申城的棉纱厂需要向内地销售产品，我们可以通过控制的贸易公司下单采购，货品走正常的商路。但到了某个中转站，比如宁波，我们的人会接手，把棉纱‘转卖’给另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再运到根据地。”
“可这样成本不是很高吗？”另一个学员问。
“高，但安全。”金明轩说，“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补贴成本——比如，根据地的土特产，桐油、茶叶、竹制品，运到申城卖，利润可观。这一来一回，实际成本并不高。”
他在第二条线上画了个圈：“第二，分散运输。把一批棉花拆成几十个小包，通过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运输方式送进来。比如一部分走水路，一部分走陆路，一部分甚至用人背马驮走山路。敌人很难拦截所有。”
“第三，”他指着第三条线，“发展替代品。申城运不进来，我们就地取材。四明山有没有可以替代棉花的植物？比如苎麻，比如树皮纤维。虽然质量差些，但能解燃眉之急。同时，我们可以在相对安全的地区建立小型纺织作坊，不求规模，只求能有基本供应。”
讲到这里，他放下树枝，看着台下的学员：“这三种方法，单独用都有缺陷。但结合起来，就形成一个立体的供应体系。这就是系统思维——不依赖单一渠道，不指望一次解决，而是多管齐下，动态调整。”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是记录的沙沙声。这些来自根据地各个部门的骨干，第一次听到如此系统化的经济工作思路。
课间休息时，老周端着一碗山泉水走进来。
“金教员，讲得好啊。”他把水递给金明轩，“刚才我在外面听了会儿，连我都听明白了。”
金明轩接过水，一口气喝了大半碗：“周主任过奖了。其实这些都是申城那边实践过的经验，我只是整理转述。”
“经验宝贵啊。”老周感叹，“我们以前搞经济工作，就是筹粮、筹款、找商人买物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这一套系统思维，打开了新路子。”
他压低声音：“对了，你要的那批东西，申城那边回信了。”
金明轩眼睛一亮。三天前，他让老周转交给申城一份物资清单，主要是培训班急需的教具：几本专业书籍、一些账本表格模板、还有几件演示用的实物。
“怎么说？”
“大部分能解决。”老周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书籍和模板可以通过货运公司夹带在普通货物里运到宁波，再从宁波走陆路进来。但有几件实物——你列的那个‘银行汇票样本’和‘股票交易凭证’——申城那边说，这些东西查得严，得想别的办法。”
金明轩皱眉。培训班要教金融实务，没有实物样本，光靠口述效果大打折扣。
“他们说有什么办法？”
“两条路。”老周伸出两根手指，“第一，找外国的洋行弄，用外交邮袋寄到香港，再从香港转进来。这条路慢，但安全。第二，我们自己仿制，申城那边有印刷厂能做，但做出来的东西能不能以假乱真，就不好说了。”
金明轩思考着。培训班下周一就要讲“票据识别与防伪”，没有实物样本，这课就没法上。
“两条路都走。”他做出决定，“让申城那边立即联系香港的同志，通过洋行弄真样本。同时，让他们仿制一套，先寄过来应急。真品到了，再替换。”
“那得花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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