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夫子庙的早晨（10月19日，上午9点）
金陵，夫子庙。
第三个茶摊早早开了门。妇人姓王，街坊都叫她王嫂，在这里摆摊已经六年了。六年来，无论刮风下雨，她总是这个点开门，先把炉子生起来，煮上一锅茶叶蛋，然后慢慢擦桌椅、摆茶碗。
今天她比平时来得更早，收拾得也更仔细。桌椅擦了三四遍，茶碗摆得整整齐齐，连棚子上那块挂了快一年的小木牌，也特意用湿布擦了一遍，让上面刻的那朵梅花看起来更清晰些。
那块木牌不大，巴掌见方，就挂在棚子横梁的角落里。来来往往的茶客很少注意到它，偶尔有人问起，王嫂就说是庙里求来的平安符。实际上，这是六年前徐仲年亲手交给她的。
“王嫂，”那天徐仲年说，“这块牌子挂在这里，如果有一天它突然不见了，你就关掉茶摊，离开金陵。如果它一直挂着，你就正常做生意。但如果有人用‘梅花开了’这个暗号来找你，你就帮他。”
王嫂当时不太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她是徐仲年救过的人——民国二十六年，丈夫死在轰炸里，她带着两个孩子逃难到金陵，是徐仲年给她找了住处，又帮她盘下这个茶摊。这份恩情，她记在心里。
六年了，那块木牌一直挂在棚子上，风吹雨打，颜色都褪了。偶尔有人问起，她就说是平安符。没有人怀疑过。
但今天，她擦那块木牌的时候，手指有些发抖。
三天前，那个年轻人来过。他把一张纸条留在桌上，用茶壶压着。王嫂收碗的时候看见了，悄悄收进袖子里。回家打开一看，上面只有一行字：“梅花已开。三天后，老地方。带信来。”
梅花开了。
六年了，终于开了。
王嫂把纸条烧掉，一夜没睡好。今天一早，她就来了，把茶摊收拾得格外干净，然后就开始等。
九点半，客人陆续来了。
第一个是常来的老头，姓郑，退休的小学教员，每天都来喝一壶花茶，坐到中午才走。他今天还是老样子，要了茶，坐在角落里，拿出眼镜看报纸。
第二个是卖报的少年，十五六岁，瘦瘦的，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来买两个茶叶蛋，就着茶水吃了，然后匆匆离开去卖下一趟报。
第三个是个中年妇人，带着孩子，要了两碗茶，几块糕点，坐着歇脚。
王嫂一边煮茶叶蛋，一边留意着来往的人。她的目光不时扫过棚子上的梅花木牌，又扫向街口的方向。
十点整。
一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在茶摊前坐下。他四十多岁，戴一副圆框眼镜，手里拿着一卷报纸，面容清瘦，看起来很斯文，像是教书的先生。
“一壶龙井。”他说。
王嫂看了他一眼，应了一声，转身去泡茶。
泡好茶端上来的时候，她借着放茶壶的动作，压低声音问了一句：“先生贵姓？”
“免贵姓周。”男人也压低声音。
王嫂没有再说什么，继续去煮她的茶叶蛋。
周教授慢慢喝着茶。他的手很稳，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心跳得有多快。自从徐仲年死后，他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这种事了。教书、读书、偶尔去夫子庙转转，日子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
直到三天前，他在茶摊上看到了那块梅花木牌。
那是徐仲年约定的暗号。梅花出现，说明有紧急情况。他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但他知道，自己必须来。
喝完一杯茶，他压低声音问：“有信吗？”
王嫂没有抬头，只是朝桌子底下指了指。
周教授的手伸到桌下，摸到一个纸包。纸包不大，用旧报纸包着，手感像是一封信。他不动声色地把纸包收进袖子里，又倒了一杯茶，慢慢喝完。
十分钟后，他结账离开。
走出茶摊的时候，他没有回头。但他知道，王嫂一定在看着他。
阳光穿过晨雾，照在夫子庙的屋顶上。瓦片上积了一夜的露水正在慢慢蒸发，升起袅袅的白气。远处的秦淮河上，有船夫在撑船，唱着古老的号子。
周教授把袖子里那封信贴胸放好，加快了脚步。
第二幕·周教授的抉择（10月19日，上午11点）
金陵城南，饮马巷。
这是一条老巷子，两边是旧式的民居，青砖黛瓦，有些墙上还留着战火熏黑的痕迹。周教授在这里住了十几年，闭着眼睛都能走回去。
他推开自家那扇掉了漆的木门，走进屋里，关上房门，靠在门板上喘了好几口气。
手还在抖。
他走到桌边坐下，从怀里掏出那个纸包。打开旧报纸，里面是一封信，还有一个叠成方胜的小纸条。
他先打开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
“请将此信送至四明山。可找陈先生。”
陈先生。谁是陈先生？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四明山——那是浙东的一座山，听说山里藏着不少抗日的人。
他又拿起那封信。信封上没有署名，只在封口处画了一朵梅花，和茶摊棚子上那块木牌上的梅花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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