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并未直接前往渤海郡就任，而是先投奔了家族故交、时任冀州牧的韩馥。
韩馥，字文节，颍川人，亦是袁氏门生故吏。他性格谨慎懦弱，缺乏决断。面对仓皇来投、却名动天下的袁绍，韩馥的心情极为复杂。一方面，他敬畏袁氏声望，且袁绍讨董大义名分正，不得不加以庇护；另一方面，他又深知袁绍非池中之物，恐其喧宾夺主，威胁自己在冀州的统治。最终，在部下如治中从事刘子惠“今当助袁氏乎”的劝说和自身对“大义”的顾虑下，韩馥接纳了袁绍，并将其安置在紧邻渤海的魏郡邺城附近，表面上给予支持，实则心怀忌惮，处处提防。
袁绍何等人物？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绝非其志。他抵达邺城后，立刻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手腕：
高举义旗，广纳豪杰：他以渤海太守的名义，广发讨董檄文，痛斥董卓罪状，呼吁天下忠义之士共赴国难。其名声与“首义”光环立刻吸引了大量人才：颍川名士逢纪、南阳许攸、以及荀谌（荀彧之弟）、郭图、辛评等河北、颍川智谋之士纷纷来投；颜良、文丑等勇将之名也开始与袁绍联系起来。一时间，邺城虽非州治，却成了河北士人汇聚、反董声势最盛的中心，风头完全盖过了身在州治信都的韩馥。
联结公孙，施加压力：袁深谙借力打力之道。他秘密派遣使者北上幽州，联络与韩馥素有龃龉的奋武将军、蓟侯公孙瓒。许以共分冀州之利，邀其南下施加军事压力。公孙瓒本就对冀州富庶垂涎三尺，又嫉恨韩馥等士人，欣然答应，整顿兵马，做出南下姿态。
渗透州郡，瓦解韩馥：袁绍利用门生故吏网络，以及许攸、逢纪等人的游说，暗中联络、拉拢冀州内部对韩馥不满的文武官吏和地方豪强，如魏郡审配，不断侵蚀韩馥的统治基础。
韩馥坐镇信都，却感到四面寒风刺骨。外有公孙瓒大军南下的威胁（公孙瓒上表朝廷——实为给天下看——列数韩馥罪状，扬言讨伐），内有袁绍名望日隆、士心归附，自家部下也颇多与袁绍暗通款曲。他愈发疑神疑鬼，寝食难安。
时机逐渐成熟。这一日，袁绍的重要谋士逢纪向袁绍献上关键一计：“将军举大事而仰人资给，不据一州，无以自全。今冀州强实，韩馥庸才，可密邀公孙瓒率军南下，馥必骇惧。同时遣辩士为陈祸福，馥迫于仓卒，必肯逊让。”
袁绍从善如流，一边加紧了与公孙瓒的联络，促其加大压力；一边派出了最为得力的说客——颍川荀谌（字友若） 前往信都，面见韩馥。
荀谌见到心神不宁、惶惶不安的韩馥，开口就直截了当地问：“将军自己掂量掂量，论宽厚仁德、能容人聚众，受天下人归附这一点，比得上袁家吗？”
韩馥回答：“比不上。”
荀谌再问：“那么，面对危局能果断决策，智慧勇气超乎常人，又比得上袁家吗？”
韩馥回答：“比不上。”
荀谌第三问：“世代广施恩德，天下家家户户都受其恩惠，这方面又比得上袁家吗？”
韩馥颓然丧气：“……全都比不上。”
荀谌于是切入核心，抛出了压垮韩馥心理防线的最后一击：“袁氏是当世的豪杰，将军您凭着这三样都不如人的局面，却长期处在他们之上，他们定然不会甘心屈居您之下。况且，如今公孙瓒率领燕、代一带的精锐兵马南下，兵锋势不可挡；袁车骑（袁绍）也引军向东，意图难以预测。 冀州，是天下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如果这两大豪强联手，兵临城下，那危亡的结局转眼就会到来。袁家是将军的老上司，如今又算是同盟。眼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冀州让给袁氏。袁氏得到冀州，公孙瓒就没法与他争夺，必然会深深感激将军。这样一来，将军既有了让贤的美名，自身又能安如泰山。希望将军不要再犹豫了！”
这一番话，将韩馥面临的外部军事威胁、内部实力对比、以及唯一可能保全身家性命的选择（让出冀州，换取袁绍庇护），剖析得淋漓尽致，直击韩馥内心最深的恐惧。
韩馥本就性格懦弱，被荀谌连番恐吓与“指点迷津”，更加六神无主，慌了手脚。他麾下的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等心腹官员听说后，急忙赶来劝谏：“冀州有百万大军，粮食足够支撑十年！袁绍不过是一支孤立无援的客军，仰仗我们的供给才能存活，就像婴儿在我们的手掌之上，断了他的奶水，立刻就能饿死。为什么要把偌大的冀州拱手送给他呢？”
然而，韩馥已被恐惧彻底压倒，叹息道：“我本是袁家的老部下，才能也不如本初（袁绍）。衡量自己的德行而后让位，这是古人所推崇的美德，诸位又何必不满呢！”他固执地拒绝了部下的忠言，甚至将劝谏最力的耿武、闵纯等人排挤出权力核心。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七月，在公孙瓒大军南下的巨大阴影和内部士人舆论的压力下，韩馥终于做出了决定。他主动让出冀州牧印绶，并派人前往邺城，恭迎袁绍入主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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