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提午朝。
这个名字听来古意盎然，不少人第一次听到，都会误以为出自哪个书香门第。
实际上，它来源于我父亲——一个高中历史老师——在一个特殊时刻的灵光一现。
某年12月31日午夜，旧世纪最后一秒滑入新千年的第一瞬，我降生在县医院的产房里。
据母亲说，父亲当时盯着产房墙上那个圆钟，指针刚划过十二点，他喃喃道：“提挈千年，午正朝阳...就叫提午朝吧。”
后来我才明白，这个名字里藏着一个普通历史老师对新时代的全部期盼——提着旧世纪的智慧，走向如日中天的新纪元。
他常说，二十二世纪将是人类医学彻底攻克疾病的时代，于是从我识字起，书架上摆满了《人体解剖彩色图谱》《希波克拉底誓言》这些本不该出现在儿童房的书。
如今想来，命运在命名时已埋下残酷的反讽——我确实“提着”旧时代的医学知识，走进的却是文明崩溃的“午朝”，一个没有朝阳的永夜。
旧时代的最后一个夏天，我拿到了国立医科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那场考试几乎成了我校的传奇。
医学院的荣誉墙上，我的名字后面跟着一个至今未被打破的分数：469分。
比历年最高分只低了一分而已。
上次最高分的那个人是个女人，是这所大学声名赫赫的陈教授的爱徒。
我记得好像姓秦，叫秦柔。
“天才医学家”——校报用这样的标题，下面配着我那张面无表情的证件照。
他们不知道的是，所谓“天才”，不过是父亲早逝后，我把自己锁在书房里长达三年的结果。
当同龄人在篮球场上挥洒汗水，在懵懂恋情中脸红心跳时，我在背诵克氏外科学的每一个附注，在脑内演练每一场复杂手术。
面试那天的细节我记得异常清晰，或许因为那是文明社会中最后一次纯粹的学术选拔。
考场设在医学院老楼的阶梯教室，空气里弥漫着福尔马林和旧书的混合气味。
七位考官坐在长桌后，最中间的是着名神经外科专家陈景和教授——我的第一志愿导师。
“提午朝同学，”陈教授推了推眼镜，翻看我的试卷复印件，“第三大题第七小题，关于海马体与前额叶皮质在记忆巩固中的协同机制，你的答案比标准参考答案多出三个要点，能说说来源吗？”
我深吸一口气：“来自《神经科学年鉴》去年十二月刊，耶鲁大学团队的最新fMRI研究，以及我根据他们数据做的推演。”
教室里响起一阵低语。
一位女考官挑眉：“你读《神经科学年鉴》？”
“从2015年至今的每一期。”我说，“还有《柳叶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主要文章。我家有订阅。”
这是谎言。事实上，我每周六早晨会去市图书馆，用父亲的旧借书卡，在期刊室一坐就是一整天。
管理员是个和蔼的老人，后来甚至为我留出最新的外文期刊——在这个三线城市，我是唯一会去碰它们的人。
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成了一场学术围攻。
从CRISPR-Cas9的脱靶效应到异体器官移植的免疫耐受诱导，从姑息治疗的伦理边界到公共卫生系统的脆弱性建模。
问题越来越偏离课本，越来越接近医学的前沿与深渊。
最后，陈教授问了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提同学，你认为医学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教室里安静下来。标准答案应该是“治愈疾病、缓解痛苦”之类，但我沉默了几秒，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是理解生命的脆弱系统，并为之设计冗余。”
“解释一下。”
“人体是一个精密的脆弱系统，”我说，声音在教室里异常清晰，“每一个器官、每一段基因、每一个细胞间信号，都可能因为微小扰动而崩溃。医学是在这系统中寻找薄弱点，并建立备份——就像免疫系统是抵御病原的冗余，凝血机制是应对创伤的冗余。真正的医学进步，应该是为整个人类系统设计冗余。”
陈教授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缓缓点头：“有意思的观点。你可以出去了。”
三天后，录取通知抵达。
我成了陈景和教授今年唯一录取的研究生。
母亲哭了整整一晚。
她在父亲遗像前点了三炷香，喃喃道：“老提，你儿子要去你最想去的学校了。”
我收拾行囊时，发现父亲旧书里夹着一张泛黄的纸条，是他工整的楷书：“医者，知死而后知生。”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这三年的偏执——我一直在为一场永远不会发生的崩溃做准备，为理解死亡而钻研生命。
只是那时我不知道，真正的崩溃不需要理解，它只会蛮横地碾碎一切。
国立医科大学坐落在城市的北隅，红砖老楼与玻璃幕墙新建筑错落共存，像一部立体的医学史。
开学第一周，我在解剖实验室度过了三十七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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