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连这些都不信，那还有什么可以取信于人？”
“若连百姓耳闻目见的真实都不可凭信，无法解惑，不妨回溯三代圣王——尧、舜、禹、汤以及周文王、周武王，看看他们如何对待鬼神。”
“当年周武王伐纣克殷，分封诸侯之时，特命各邦掌管神祀：同姓者得以立庙祭祖，异姓者则祀其境山川。”
“此举分明是因武王深信鬼神确实存在，方能如此安排祭祀之权。
若鬼神虚妄，又何必郑重其事地分授祭礼？”
“不仅武王如此，古之圣王凡行赏，必于祖庙举行；凡施刑罚，必于社庙执行。”
“为何要在祖庙行赏？只为向先祖禀告赏赐之公允；为何要在社庙行刑？只为昭示判决之无私。”
“虞、夏、商、周四代圣君，无不如此敬奉鬼神。”
“他们坚信鬼神长存，因而虔诚侍奉，礼遇甚厚。
又恐后世遗忘此理，于是刻于竹简，书于帛卷，代代相传，以遗子孙。”
又忧虑这些典籍会被侵蚀、蛀虫啃咬而失传，后人无从知晓与传颂，便再次将其雕绘于器皿之上，铭刻于钟鼎碑石之间，以彰显其珍贵。
又或者担忧后人不敬不畏，难以获得福佑，因此先王与圣贤即便在一尺绢帛、一简片牍之中，也反复提及鬼神之事，谆谆告诫，再三申明。
至于《诗经》中的《大雅》，以及《周书》《商书》《夏书》等文献，也都屡次记述鬼神之迹！
这究竟是为何？
正因为圣贤之人欲以此警示世人：鬼神确然存在，绝非虚妄，切不可当作无物！
既有历代圣王的遗训、竹简帛书的记载、金石铭文的留存，又有众人亲见亲闻的实例为证，如此众多凭据，难道还不足以证明鬼神真实不虚吗？
既然鬼神确实存在，那么墨家主张“明鬼”，提倡尊崇鬼神，不可轻慢无视，又有何错之有？
正因如此，墨家对那冥冥之中无形无相、不可捉摸的命运宿命论，持否定态度；
而对于那些确有征兆、可感可见的鬼神现象，则坚信其存。
这两者之间，何来冲突？岂会自相矛盾？！
话音落下，相里季目光灼灼地望向太子扶苏，这是源自墨子本人的深刻辩答，是他心中最坚定的答案！
当天空中的“相里季”讲出这番关于鬼神实存的言论时，无论是秦始皇嬴政，还是朝中群臣，抑或在场诸子百家的博士们，都不由自主地点头称是。
此时此刻，正是鬼神信仰深入人心的时代！
即便是功盖三皇、德超五帝，扫平六国、一统天下的千古第一帝——始皇嬴政，对于鬼神之事也同样深信不疑。
甚至可以说，在整个天下，再没有人比他更笃信鬼神的存在。
之所以如此，并非盲目迷信，而是因嬴政心中怀有一个执念——借鬼神之力，求长生不死。
正因这份强烈的渴望，使得他屡屡被方士所趁。
譬如徐福，多次以寻仙药为名骗取信任，最终竟携千余名童男童女，带着大量财宝扬帆出海，从此杳无音讯。
又如侯生、卢生之流，同样假托通神之道，迎合帝王所求，骗取赏赐无数。
待到嬴政察觉受骗，二人早已卷财潜逃。
若仅止于此，或许风波也就渐渐平息。
可偏偏卢生临走之际，还公然讥讽，说嬴政暴虐嗜杀，不堪授以仙道。
此言传入耳中，嬴政怒不可遏，当即命御史彻查咸阳城内的方术之士。
审讯之下，发现不少人散布荒诞言论，妖言惑众。
盛怒之下，嬴政下令处死四百六十余人，其余违禁者则流放边地，以儆效尤。
若事至此结束，也不过是一场惩戒骗局的举措。
然而公子扶苏却在此时进言劝阻，言及“诸生皆诵孔子之书”。
就因这一句，后世纷纷将此事附会为“坑儒”之举。
至孔子第十代孙，更在《尚书》注解中直言：始皇毁弃古籍，焚书坑儒，致使天下学子四散奔逃。
自此，“焚书坑儒”成了铁案，也成为秦政残苛的象征之一。
但细究史料原文，只见“诸生”二字，并无“儒生”明文。
《说文解字》有云：“儒”，柔也，乃术士之称谓。
方士亦属术士一类，二者本同源共流。
且儒家与方士皆起于齐地，彼此交融，名称互通，极可能当时所谓“诸生”，原就涵盖儒者与术士。
在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前，从未有任何一部流传下来的史书提及秦始皇嬴政曾坑杀儒生一事。
比如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以及董仲舒所着的《春秋繁露》，这两部着作都成书于《史记》之前，且作者生活的年代也早于司马迁。
前者推崇道家思想至极，后者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的核心人物。
若真有秦始皇大规模坑害儒者的暴行，这样两位身份特殊的人物——一位是皇室宗亲，一位是儒家正统代表——难道会刻意回避、替前朝帝王掩饰恶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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