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上海的旅程，远比沈望舒想象中更为漫长和曲折。
老陈驾驶的汽车在夜幕掩护下，驶出了上海这座巨大的孤岛，却没有走任何主干道，而是在江南水乡密如蛛网的乡间小路、甚至是一些几近荒废的田埂上颠簸前行。
为了避开日伪的层层关卡和巡逻队，他们昼伏夜出，有时甚至需要弃车步行，依靠地下交通站的同志接应，乘坐乌篷船在狭窄的河道中悄无声息地穿梭。
这一路，沈望舒看到了与上海那座浮华与绝望并存的孤岛截然不同的中国。
是满目疮痍的村庄，是被战火摧毁的断壁残垣，是面黄肌瘦却仍在土地上顽强挣扎的农民，也是那些在敌后艰难开辟、用生命和热血守护着星星之火的一片片“新土”。
几天后，他们终于抵达了苏北根据地控制区的外围。
前来接应的不再是城市里那些穿着长衫或西装的同志，而是穿着灰布军装、皮肤黝黑、眼神却异常明亮的年轻战士。
他们警惕而干练，确认了沈望舒的身份和接头暗号后，便带着他继续深入。
眼前的景象让沈望舒感到既陌生又莫名的熟悉。陌生的是这里的艰苦条件——简陋的营房，粗糙的饮食，匮乏的物资。
熟悉的是那种久违的、蓬勃向上的朝气，和他在黄埔军校、在抗战初期那股队伍里感受到的热血与纯粹，极其相似，却又似乎多了一种更为坚实的、扎根于泥土的力量。
沈望舒被安排在一个临时招待所，接受了严格但并非不友善的政治审查。
他如实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从黄埔毕业到加入军统，从上海的行动到被内部倾轧，以及最终被“青鸟同志”挽救并指引至此的过程。
审查持续了数日，期间他不能随意走动，但他能感觉到，这里的纪律虽然严明，却并非军统内部那种充满猜忌和恐怖的氛围。
审查结束后，沈望舒被带去见了一位根据地的负责人，一位姓李的政委。
李政委年纪不大，约莫三十多岁，戴着眼镜，看起来更像一个教书先生，但眼神睿智而坚定。
“沈望舒同志，欢迎你来到苏北。”李政委和他握了握手，语气温和而有力，“你的情况，‘青鸟’同志已经通过密电向我们做了简要说明。你之前在敌后的英勇斗争，以及最终明辨是非，选择站在人民一边，我们都表示欢迎和肯定。”
听到“同志”这个称呼，沈望舒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这个称呼，在上海时从顾知行口中说出，带着孤绝中的托付；而在这里，从一位根据地的负责人口中说出，则代表着一种组织层面的正式接纳。
“谢谢组织信任。”沈望舒挺直脊背，郑重回应。
“根据地条件艰苦，和上海没法比，希望你能尽快适应。”李政委笑了笑，“关于你的工作安排，组织上考虑到你丰富的敌后斗争经验，特别是城市行动和情报分析能力，初步考虑让你到新成立的敌工科工作，主要负责对沪宁杭地区日伪军的情报研判和针对性的策反、瓦解工作。当然，这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熟悉和学习。”
敌工科？沈望舒心中一动。这确实是他能发挥所长的地方。但他更关心的，是上海，是那个依旧在龙潭虎穴中战斗的人。
“李政委，我能否……了解一些上海方面，特别是‘青鸟’同志的最新情况？”他忍不住问道。
李政委理解地点了点头，但神色也变得严肃起来：“‘青鸟’同志目前安全。但是，上海的情报工作，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和独立性。为了他的绝对安全，除了最必要的紧急情况，我们原则上不进行横向联系。他的工作，由更高层级的领导直接负责。你需要理解和遵守这条纪律。”
沈望舒心中一凛，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重重点头：“我明白！我一定严格遵守纪律！”
他知道，从现在起，他和顾知行将各自战斗在不同的战线。那条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舟”，已经从实体的安全屋，化为了精神上的同频共振。
接下来的日子，沈望舒开始了在根据地的新生活。
他换上了灰布军装，参加政治学习，了解根据地的政策、纪律和斗争方针。
一开始，他对于某些理论感到陌生甚至有些隔阂，但当他看到这些理论如何被这里的干部和战士们实践，如何用来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打击敌人时，他开始逐渐理解其力量所在。
他也开始接触敌工科的具体工作。凭借其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对日伪内部运作的了解，他很快就对一些零散的情报碎片做出了精准的判断，提出了几条切实可行的针对日军基层士兵进行心理战和策反的建议，让敌工科的同志们刮目相看。
他不再是那个孤傲的军统王牌“黑鸦”，而是成为了集体中的一份子“沈望舒同志”。这种融入的过程并非没有困难和磨合，但沈望舒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感和目标感。他在这里，不仅仅是在破坏和战斗，更是在参与构建那个顾知行和他都向往的“新世界”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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