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后，港岛，山顶宅邸。
吴敬中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份从内地传来的密报。
天津解放。余则成失踪。
他看了三遍，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龙二从外面进来，见他脸色不对，走过去接过密报。
看完，龙二沉默了很久。
“大哥，则成他……”
吴敬中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眉心。
“兄弟，你说，则成这孩子，到底去了哪儿？”
龙二摇摇头。
“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没死。”
吴敬中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
龙二走到窗前，望着维多利亚港的夜色。
“大哥，余则成这个人，我了解。他做事，从来不会不留后路。他要走，肯定会安排好。他要死，也肯定不会死在咱们看不见的地方。”
他转过身。
“他没死。他只是……消失了。”
吴敬中沉默片刻，忽然笑了。
“消失了也好。消失了，就没人能查他。消失了，就没人能害他。消失了……”
他顿了顿。
“他就能活。”
门外传来脚步声。
洪秘书敲门进来，手里捧着一封信。
“龙二爷，吴站长，有封信，不知道是谁放在门外的。”
龙二接过信，拆开一看，脸色就变了。
信上只有四个字。
“已到安全处。勿念。”
笔迹是余则成的。
龙二把信递给吴敬中。
吴敬中看完，眼眶有些发热。
“这孩子……他还活着。”
龙二点点头。
“活着就好。活着，就有希望。”
他把信折好，收进口袋。
“大哥，这事，咱们烂在肚子里。谁都不能说。”
吴敬中点点头。
“我知道。”
夜深了，龙二站在露台上，望着远处的灯火。
余则成还活着。
被那边的人保护起来了。
以后，他会有新的名字，新的身份，新的人生。
就像自己一样。
从一个津塘的小商人，变成港岛的航运大亨。
从一个刀口舔血的江湖人，变成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都不敢惹的“龙先生”。
乱世里，能活着，就是最大的本事。
他想起余则成临走前让人转告他的一句话。
“告诉二爷，那盘棋，我下完了。”
龙二笑了。
下完了？
不，还早呢。
这盘棋，才刚刚开始。
一个月后，北平。
一座不起眼的四合院里，余则成坐在窗前，望着院子里那棵刚抽出嫩芽的枣树。
他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月。
每天，有人送来饭菜，有人送来报纸，有人来陪他说说话。但没人告诉他，他要去哪儿，要做什么，要等多久。
他问过那个常来看他的年轻人。
“同志，我什么时候能出去？”
年轻人笑了笑。
“余同志，您别急。等组织安排。您这些年做的事，组织都知道。不会亏待您的。”
余则成点点头，没再问。
他知道，这是保护。
怕国民党的人找到他，怕那些他得罪过的人报复他，怕他在外面不小心露出破绽。
所以，先藏起来。
藏到风平浪静，藏到所有人都忘了“余则成”这个名字。
窗外的枣树，枝头已经有了米粒大的花苞。
......
1949年3月，津塘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更晚一些。
街角的悬铃木刚抽出嫩芽，就被一场倒春寒冻得蜷缩起来。城墙上还残留着弹痕，有些地方的血迹被雨水冲淡，洇成一片片暗褐色的污渍。
解放一个月了。
军管会接管了原保密局的院子，那棵老槐树被锯掉了——据说是因为挡了新建门楼的道。树桩上落了一层薄雪，几只麻雀在上面跳来跳去，啄食着不知谁撒的米粒。
《津塘日报》的新办公地点在原来中统站的旧址。这是一栋三层灰楼，窗户换成了玻璃的，门口挂着白底红字的木牌，每天进进出出的都是穿着灰布军装或蓝色列宁装的年轻人。
1949年3月15日，这天早上，《津塘日报》头版左下角登了一则短讯，标题很小，只有三号字：
“原军统特务余则成被击毙”
正文更短：
“本报讯 原国民党保密局津塘直属组副站长余则成，天津解放前夕潜逃未遂，于河北省某地被人民群众发现。该犯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余则成在津期间，长期从事特务活动，罪行累累。此次被击毙，是大快人心之事。”
全文不到一百字，夹在“本市豆制品供应充足”和“郊区春耕进展顺利”两条消息之间，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
但该看到的人，都看到了。
翠平看到这张报纸的时候，正在军管会分配的新住处里收拾屋子。
这是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平房，家具是公家配的——一张木板床，一张三屉桌，两把椅子，一个搪瓷盆，一个暖水瓶。窗户纸破了两个洞，冷风往里灌，她用旧报纸糊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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