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天津，进工厂，顿顿白面大米饭，月月能拿二两钱！”
这句简单粗暴的口号，像长了翅膀一样，顺着京津铁路，沿着驰道，传入了华北平原的每一个村庄。
起初，没人相信。
但当那些第一批出去闯荡的年轻人，真的揣着沉甸甸的银子回到家乡，给父母妻儿换上崭新的棉布衣裳时，整个村庄都沸腾了。
土地，这个千百年来束缚着农民的根，第一次在金钱的诱惑面前，显得不那么牢固了。
“当家的，让二牛也去吧！你看隔壁赵大柱，出去才半年，就寄回来十两银子！够咱们家吃用两年的了！”
“爹，我不想种地了！累死累活一年，也就能吃个饱。我要去天津，去京城！我也要挣大钱！”
类似的对话，在无数个农家的土炕上发生。
一股移民浪潮，以京津地区为中心，席卷了整个北方，成千上万的农民，告别了他们祖辈生活的土地，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不安，拖家带口，汇入了涌向城市的洪流。
继京津铁路之后，以京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铁路覆盖了整个华北地区，这条国运巨龙，此刻真正展现了它改变时代的力量。
它不再仅仅是运输货物，更是在输送着构成这个国家最基础的人力资源。
每天，都有数趟专门开设的招工专列从河南、山东等地出发，车厢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他们脸上带着乡土的质朴和对未知的忐忑，透过车窗，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
曾经人迹罕至的京畿地区，沿着铁路干线，一座座新兴的工矿城镇拔地而起。
这些城镇的规划毫无美感可言，一切都为了效率。
中心是高耸入云、日夜不停冒着黑烟的工厂烟囱，周围则是一圈圈如同蜂巢般密集排列的红砖工人宿舍。
再往外，是为工人们服务的酒馆、饭铺、杂货店。
城镇的街道上永远是熙熙攘攘的人群，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和尘土的味道。
这里没有田园牧歌，只有机器的轰鸣和金钱流动的喧嚣。
这里是新时代的熔炉，却又充满了野蛮生长的活力。
伴随着这些城镇的崛起，两个全新的阶级，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破土而出。
第一个阶级，是工厂主。
一个叫王德发的中年人，原本只是西山脚下一个倒卖煤炭的小商人。
在皇帝推行新政时，他敏锐地嗅到了机会，变卖了所有家产，又从皇家开发银行贷了一大笔款子，孤注一掷地承包下了一个废弃的小煤窑。
他用贷款购买了西山兵工厂生产的乾坤三型蒸汽提升机和抽水机。
当周围的煤窑还在用人力和畜力，吭哧吭哧地往外运煤时，他的煤窑里，蒸汽机驱动的绞盘，能将深达数十丈的矿车，在几分钟内就拉到地面。
成本骤降，产量飙升，短短一年时间，王德发就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商人，一跃成为坐拥数百万家产的煤矿大亨。
他不再是那个点头哈腰的王掌柜，人们开始称呼他为王老板。
他买了京城里的大宅子，出门坐的是四轮马车，甚至还学着旧时勋贵的样子，养了几个戏班子。
但他和旧勋贵有着本质的不同，他的财富不来源于土地和权势的荫庇，而来源于工厂里那些轰鸣作响的机器。
像王德发这样的人，在新兴的工业区里还有很多。
他们是这个时代最敏锐的投机者，是第一批尝到工业化甜头的人。
他们构成了一个以资本和机器为核心的权贵阶层。
而另一个阶级，则是在工厂的轰鸣声中诞生的工人。
夜深了，天津织造总局的十号宿舍楼里，依旧人声鼎沸。
结束了一天八个小时高强度劳动的工人们，正在通铺上，分享着一天中难得的休憩时光。
“他娘的，今天又被工头骂了！就因为慢了半拍，这个月的全勤奖金就没了！”一个年轻工人愤愤不平地说道。
“知足吧你，好歹还有份工钱拿。”旁边一个年纪稍长的工人叹了口气，“我老家的地，上个月被王老板的煤矿给占了，说是要扩大生产。就给了几两银子的补偿款，够干啥的？不来这儿干活，全家都得饿死。”
“谁说不是呢。咱们现在，都是给老板们卖命的人，离了这工厂，咱们啥也不是。”
“哎，你们听说了吗？西山那边的煤矿又出事了，塌方死了好几个人。厂里就赔了十两银子一条人命，跟打发叫花子一样。”
“嘘！小声点！这话可不敢乱说，被锦衣卫听到了，吃不了兜着走！”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各不相同，曾经都是守着一亩三分地的农民。
但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工人。
他们被束缚在同一条生产线上，住在同样的宿舍里，拿着计件的工资，承受着同样的压迫，也分享着同样的希望。
一种全新的集体认同感，正在这些窃窃私语中，悄然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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