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大小王朝里，派遣大将攻打某地，平定某地之后该将领往往会利用地势之险割据。或自领该地节度使，从而形成事实上的割据政权。
这些例子说明，在以前和现在的军事体制下，首领与臣子是一种互为需要的关系，双方是一种互为利用的关系，臣子支持首领建立霸业，而作为支持，首领默认臣子拥有某些特权，比如独立控制军队。军队的将领也可随时因为首领弱小、或不答应其条件，而改换门庭。
追随者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他们无法保证自始至终忠于同一个统治者，官员和士兵常常面临的是忠于旧君主还是转投新主子的选择。这样的后果，从而使得这个分裂混乱了数百年的时代，将领倒戈或易帜现象非常普遍，对于这些将领来说，追求只是获得更多的利益，忠诚之于他们，远不如实实在在的利益。因此，数百年来，改朝换代异常频繁，无人对臣子或将领的选择进行指摘。
为何这数百年混乱时期，将领经常倒戈甚至改换门庭，这需要回顾这个乱世时期的社会大环境，甚至追溯到藩镇割据时期来理解。唯一决定武将生存的条件便是实力。在实力决定生存的时代，藩镇之间要想维持生存，甚至壮大，必须依靠武将，必须保持国家的军事体制。
武将从哪里来，除了自身培养招募的外，还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吸纳敌方的将领。这样可取得两个效果：一是壮大自身力量，削弱对方；二是减少因战争而造成的自身实力下降，防止被更强的藩镇吞并。吸纳将领的手段无非就是收买，包括金钱、官位以及美色。
自然以利益交转换的藩镇将领，也会被对手如法炮制，弑主、叛变、成为了藩镇之间的家常便饭。这里举一例。这里提到扬州节度使高骈因为任用吕用，其手下牙将毕师铎竟派兵袭击扬州节度使高骈，战败后，又勾连外部势力宣歙观察使秦彦，共同进攻自己的首领高骈。个中缘由是作为牙将的毕师铎害怕扬州节度使之职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不顾上下级关系，悍然攻击主将。
这个数百年大混乱的时代，多数国家的建立者是藩镇守将。因此在这段时期，仍然是原有的军国制度，信奉武力，追逐更高的权力，甚至在统治者内部也发生了多起弑主（父兄）案例。
（后）梁太祖朱温被其子控鹤都指挥使朱友珪弑杀，李存勖死于兴教门之变，原因是手下将领被李嗣源收买。这样的乱局，影响了各国的政治走向，各国在征战中诞生，又在战争中灭亡，各方也在不断的战争中，小国日益减少，而后来的统治者也重视武将的忠诚问题。
在我们百姓军里，所有的武将都要忠诚于我。我代表全体老百姓的利益，我引导大家建立一个代表所有老百姓利益的大一统国家。当国家成立以后，所有武将都要忠于国家和老百姓和接受国家的统一领导，因为国家代表全部老百姓的利益。
“在座的不少从黄河和淮河两岸逃荒来的北方移民，”他的声音穿过帐内的水汽，带着不同于这个时代的斩截，“你们见过藩镇兵把百姓的青苗当马草，见过节度使把州县当私产。但今天站在这里的‘百姓军’，得是另一副模样。”
他指向帐壁上新画的舆图，墨迹未干的山河间，用朱砂圈出无数个小点。“这些是流离失所的百姓，是我们要护的人。可现在乱世如麻，像一盘散沙的麦粒，不拧成绳，只会被藩镇的马蹄碾成泥。”
说到这里，他目光扫过诸将和其他官吏，这些人里有前江州军、前虔州军的投降人员，有佃农出身的壮汉，还有被他从瘟疫里救回来的官吏。“所以今日我要重申第一条军规：眼下，你们必须只忠诚于我钟鹏举。”
帐内起了细微的骚动，有人攥紧了刀柄——在这个“将兵相疑”的时代，主君要求“只忠诚”，往往意味着猜忌与杀戮。钟鹏举抬手按住骚动，继续说道：“不是因为我是天命所归，是因为我身后没有世家大族，没有地盘私产。我吃的米，是百姓军分的口粮；我穿的甲，是军械坊里与普通将士同样的明光铠。我代表的，是帐外那六百余万等着有田种、有屋住的老百姓。”
他走到舆图前，用手指划过淮河：“杨吴的兵忠于徐温，吴越的兵忠于钱镠，可他们的主公，会把仓库里的粮食和钱财分给有需要的人吗？会亲自为瘟疫病人煎药送粮吗？”诸将和官吏们沉默了，钟鹏举新政每一项都是为了老百姓。
“但这只是第一步。”钟鹏举的声音陡然拔高，“等我们打下的地盘够大了，等所有流离的人都能回家了，我们要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不是某个人的，不是某家的，是所有老百姓的。到那时，你们的忠诚，就不再是对我钟鹏举，是对这个国家，对那些在田埂上插秧的农人，对作坊里打铁的匠人，对学堂里念书的娃娃。”
“国家，就是土地连着土地，百姓挨着百姓，谁也不能把它分成一块一块的私产。到那时，武将听令于国家的章法，文官办事看百姓的生计，谁也不能凭着兵权就占山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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