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鹏举对黄霖等梳理了一下现时的乡里架构：宗族与官职的双重绑定。
乡级设“耆老”与“乡书手”：耆老多由地方豪强或大姓族长担任，名义上由县令任命，实则需本地宗族支持。其职责包括调解纠纷、组织徭役（如修堤、筑路），战时还需牵头组建“乡兵”。
乡书手为文职，负责登记户籍（“鱼鳞册”）、统计田亩，直接对接县衙税吏。例如荆南江陵府下辖的白马乡，耆老由当地陈氏宗族族长担任，掌控乡内80%的土地资源，其决策基本代表县衙意志。
里级设“里正”：每50户为一里，里正由耆老推荐，多为中等农户或小地主，负责催缴赋税（“夏税秋粮”）、传达政令。蜀地归州的里正权力更重，因地处边境，需额外监督“烽燧”（烽火台），遇敌军入境时第一时间报官。
村级依赖“村社”自治：村落以“社庙”为活动中心，村民按姓氏组成“义社”，推举“社长”管理公共事务（如灌溉水渠、村塾）。社长无俸禄，但可减免部分赋税，其权威来自宗族辈分与处事能力。峡州黄牛村的社长同时兼任“渡头保正”，负责管理长江渡口，向过往商船收取小额“厘金”，一部分上交县衙，一部分用于村社开支。
作为穿越者的钟鹏举，要在目前的基层治理体系中推行新政，需在尊重“宗族自治”传统的基础上，他计划植入“权责分离”与“垂直管控”的现代治理理念。对乡级“耆老+乡书手”架构的改革可分两步走：先以“功能性拆分”打破豪强垄断，再以“派出机构”构建过渡性的“类镇级”治理单元——成立新政官署或乡务司。
钟鹏举目前只对自己的心腹幕僚提出初步的构想和部分的执行方案，等他攻取蜀国归州与峡州之后再开始全部实施。
这种渐进式改革既避免了“一刀切”引发的剧烈反弹（如豪强叛乱），又能借助穿越者的认知优势，在目前十国的治理框架中埋下“基层行政专业化”的种子，为长期推行新政提供制度支撑。
钟鹏举目前要在江陵吸引流民归附，紧扣目前时期“流民依宗族、生存靠土地”的底层逻辑，结合江陵“长江航运枢纽”的地缘优势，从户籍、土地、生计三方面突破，同时借力基层宗族势力巩固治理。
钟鹏举颁布的具体策略如下：
一、户籍政策：降低归附门槛，构建“安全网”。
流民最迫切的需求是摆脱“无籍游民”的身份（免受兵匪劫掠与官府盘剥）。故钟鹏举借鉴江州已经推行的关于流民与土地的政策和蜀地归州“流民附籍”政策，推出更宽松的措施：
“临时附籍制”：流民抵达江陵后，无需立即缴纳“入户钱”，只需在乡书手处登记姓名、原籍、丁口，即可获得“临时户籍”，享受与本地“客户”同等的待遇（赋税减半，徭役减免三年）。例如，让白马乡“新政官署”牵头，在乡内闲置土地上划定“流民营”，由“新政官署”统一管理，避免流民散居失控。
“宗族担保制”：鼓励流民投靠本地宗族（如江陵张氏、李氏），由族长出具担保文书，可直接登记为该宗族的“附属户”，免除单独立户的繁琐流程。此举既利用宗族势力分担管理压力，又让流民获得宗族庇护，增强归属感—正如荆南村级“义社”的逻辑，用血缘纽带稳定人口。
二、土地与生计：提供“生存根本”，激活生产。
江陵及周边（如枝江、松滋）有大量因战乱抛荒的土地，这是吸引流民的核心资源：
“授田拓荒令”：将江陵城外万亩荒地按“每丁（成年男子）10亩”分配给流民，前五年免征田税，第六年起按“主户”标准的三成缴纳。
由“新政官署”和乡耆老与里正共同丈量土地，登记入“鱼鳞册”，承诺“永为己业”（可继承、十年内不许买卖、不因负债而被抵债），解决流民“怕被收回土地”的顾虑。
“行业分流”：针对非农耕流民（如船工、工匠），利用江陵航运优势提供生计：
在公安港设立“流民船坊”，招募会造船的流民，由官府提供木料，制成的船只归流民所有（需向官府缴纳一成的运费分成）；或按新政规定，官府提供船只，免首期、分期付款。
在江陵西市划定“流民市”，允许流民摆摊售卖手工制品、杂货，前两年免征商税，由社长协助维护秩序——这既补充了江陵的商业活力，又让无地流民有谋生渠道。
三、安全保障：打击劫掠，建立“防御共同体”。
流民最恐惧的是兵匪盗侵扰，需依托基层治安体系构建防护网：
钟鹏举在每个乡设立“新政官署”，“新政官署”的基本架构与县衙相当，但最特别的是驻军一个连，职能集现代的武警与派出所于一体。
在乡（镇）驻军一个连，除了满足治安和管理、训练乡兵的需要外，钟鹏举还有一个暗里的目的是维护“新政官署”的权威，震慑豪强、大地主或强大的宗族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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