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后方风险的彻底无视。徐温攻打钟家村时,杨吴的后方(如润州、常州)仅留少量兵力,且未与周边的吴越国、闽国达成中立协议——吴越国早与钟鹏举有默契,帮助钟鹏举牵制徐温,若趁杨吴主力在外突袭常州或润州(今镇江),杨吴将陷入两线作战;闽国也觊觎杨吴的建州(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随时可能趁虚而入。
徐温对此并非不知情,但其谋士劝谏时,他竟怒吼“先杀钟贼,再平吴越闽国”,完全被“铲除钟鹏举”的执念主导,失去了权臣应有的“全局视野”,沦为“只顾眼前赌局,不顾身后崩盘”的赌徒。
3.对战场变量的盲目乐观:徐温认定“八万大军三天内必破钟家村”,却未做任何应急预案——未考虑攻城不利时的撤退路线——及时止损。当五万杂牌军被火炮轰得尸横遍野,从而崩盘(第一波就损兵五万)时,仍然逼迫中央禁军士兵冒死冲锋。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偏执,已完全脱离“胜负考量”,变成“为了不输而赌”的非理性行为——他怕的不是攻打失败,而是“连这次机会都抓不住,以后再也没机会”。
四、心理本质:从“权臣博弈”到“赌徒掀桌”的蜕变。
徐温的幕僚长对其他幕僚说道:“徐温的此次失控,本质是“长期处于‘弱势追赶者’地位的焦虑,在‘最后机会’面前的总爆发。”
作为杨吴权臣,他原本的核心目标是“掌控杨吴政权,制衡周边势力”,但钟鹏举的崛起(短短大半年从江州一个土匪俘虏发展到拥兵10万、掌控长江中游和赣江流域的势力)打破了这一平衡。
五次失败让他从“试图用常规手段解决对手”,逐渐沦为“被恐惧与不甘驱动的赌徒”,将“攻打江南制造总局”视为“最后一张牌”,哪怕这张牌可能拖垮整个杨吴;
当他下令八万大军强攻火炮阵地时,其心理已与“赌场里输光筹码的赌徒” 无异——不再计算胜率,不再考虑后果,只想着“再试一次,也许能赢”,而赢的代价,早已超出他能承受的范围。
最终,徐温的八万大军在江南制造总局的火炮轰炸下惨败(损兵九万八千,仅剩三千残兵被放回),这场内战令杨吴从此四面楚歌,而徐温本人也因这次惨败走向极端。这场失败,本质是他“赌徒失去理智心理”的必然结果——用非理性的冒险,赌一个本就不存在的“翻盘机会”,最终输掉了自己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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