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武信军节度使潘璧坚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西退建立第二防线——“稳扎稳打”，纵深防御。不计一城一地得失，保核心。
他的理由：
1.稳妥可靠：利用地利，节节抵抗，为成都布防赢得最宝贵的时间。
2.保持建制：避免在攻坚中损耗最后的有生力量。
3.保卫核心：一切以保卫成都平原这个政治经济核心区为最终目的。
但他也指出这个方案的无奈之处：
1.彻底被动：将战争主动权完全交给钟鹏举。
2.士气打击：连续撤退会严重挫伤军队士气，有崩溃风险。
3.资源放弃：放弃川东镇江军节度使、武信军节度使和武泰军节度使管辖下的大片土地和资源，相当于自断臂膀。
两人说完自己的计划后就沉默不语，等待武泰军节度使王宗训的意见。但最终决定权在嘉王王宗寿手里，他是朝廷钦点的东线救援兵团的主帅，朝廷严令武泰军节度使的六万本部人马要接受嘉王王宗寿的整编，加入到救援兵团。
王宗寿和王宗训的法律和社会身份同是是（前）蜀皇子，与其他养子（如王宗弼、王宗翰等）和亲子（如王衍）在名分上是兄弟。
嘉王王宗寿原本是许州民家之子，因与王建同姓而被收养，幼从征伐。王建在世时，他被王建封为嘉王，曾担任镇江军节度使、太子太保、奉朝请、武信军节度使等职。
而武泰军节度使王宗训原本是刁子都虞候，在王建攻打彭州时因功被赐名宗训，他在永平年间开始担任武泰军节度使。从两人的经历来看，王宗寿早年就跟随王建征战，政治地位更高，资历更老，年龄更大一些，是兄长，而王宗训是在王建后期的军事行动中才崭露头角。
前蜀养子集团的关系绝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猜忌、竞争和血腥内斗。
养子之间表面兄弟，实则派系林立，内斗激烈。为争夺权力和皇帝的宠信，养子们之间也互相倾轧。
养子王宗弼之所以能在皇二代王衍朝得势，正是因为他更善于迎合昏君和宦官。
这是（前）蜀最终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前蜀的养子集团，是一个在打天下时凝聚、在坐天下时崩解的典型。“兄弟”之称背后，是冰冷的权力计算和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
嘉王王宗寿是新蜀帝王衍（王建幼子）的义兄。一方面有兄弟之名，另一方面又非血亲，在权力核心中既亲近又疏远，关系非常复杂。但他比纯外姓大将更忠于王氏家族，但又因血统问题受到猜忌。
嘉王王宗寿和武泰军王宗训之间，存在着代表皇帝王衍与外镇节帅的差距。王宗寿代表朝廷，极力维护王朝的根本利益，没有多少私心；而王宗训则需要权衡对朝廷的忠诚与自身的势力保全，待价而沽。
王宗寿和王宗训之间虽无根本的利益冲突，但耿直的以大局为重的王宗寿对企图割据一方、骄横不羁的王宗训颇有不满。
在先皇王建统治后期，王宗训恃恩贪暴，骄纵逾制，不奉诏，辄回成都，多所邀求，连义父王建对他也起了杀心。嘉王王宗寿从大局利益出发，对弟弟王宗训也多有压制和诟病。
王宗训的犹豫、保存实力，乃至可能的异心，都根源于此。而王宗寿的督战，也绝非简单的军事援助，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博弈。
现在微妙的是嘉王王宗寿新败，战死了两万禁军精锐，而武泰军节度使王宗训还有六万人，似乎话语权更重一些。
这种复杂的内部矛盾，正是钟鹏举能够乘虚而入、各个击破的关键。
王宗训出于私心，自然不愿与钟鹏举硬碰硬，去攻打钟鹏举军所占领的忠州、万州和夔州白帝城等城池。毕竟，攻城方通常需投入相当于守城方三倍以上的兵力。让自家的六万人马去承受钟鹏举炮火的洗礼，无异于自取灭亡。更何况，他麾下的五千水陆援军正是这样在钟鹏举的炮火下被歼灭的。
然而，王宗训并未直言，而是反问道：“如今我们拥有十三万大军，为何不进攻近在咫尺的渝州？何况城内尚有数千守军依险固守。即便一时难以攻克，也应将其围困至绝境，待时机成熟，里应外合，一举夺城。
随后，再自西向东依次攻克万州、忠州、夔州（白帝城并非独立州府，实为夔州境内、长江瞿塘峡西口北岸白帝山上的军事要塞）、归州及峡州。”
嘉王王宗寿和武信军节度使都听出了武泰军节度使的弦外之音。王宗训显然不愿出战，意在保存实力。然而，要他们两军进攻渝州，即便城内尚有数千蜀军坚守，他们二人也缺乏这份勇气。钟鹏举的大炮已然架设在城头，这无疑是自寻死路。
潘璧坚沉声说道：“长期围困，久攻不下，十三万大军的粮草供应已成为沉重的负担。钟鹏举的水军来去自如，水路物资补给源源不断，如此根本无法困死渝州。一旦钟鹏举的援军抵达，必将凭借猛烈的炮火对我们的大营实施夹击，届时我们将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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