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开封城破梁国覆灭的准确的历史叙述应该是：
晋军队奇袭时，（后）梁名将王彦章率领的主力正被牵制在外，汴州守将段凝率主力在河上。都城汴州（其核心区域称为开封县）防守空虚，加之内部腐朽，瞬间崩溃。
四位火力全开的现代博士的奏疏呈上，起初确实引起了朱友贞的震动。
奏疏中描述的奔袭场景，与他所知的李存勖用兵风格隐隐吻合。
他尤其对文中称赞他“雅好诗文，有仁君之风”的段落颇为受用，甚至在与近臣闲聊时，提及这几位“海外方士”见识不凡，文采亦佳。
然而，这一动向立刻引起了赵岩的警惕。作为皇帝姐夫兼最深得信任的权臣，赵岩的权力基础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封锁不利消息、迎合皇帝心意、以及排挤潜在竞争者之上。
这四位由素来与他不和的于谦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方士”，一旦凭借所谓的“先见之明”获得皇帝宠信，将直接威胁到他的地位。
于是，赵岩开始了他娴熟的政治运作。他先是向朱友贞进言：“陛下，王彦章一介武夫，刚愎自用，有拥兵自重的倾向；刘鄩年老力衰，用兵过于持重。此二人皆非力挽狂澜之上选。此四人初来乍到，便妄议大将，插手军务，其心可疑。恐是晋军细作，行离间之计也！”
他巧妙地将四位博士的战略建议，扭曲为挑拨梁军内部关系的阴谋。
最要命的是他污蔑王彦章有拥兵自重的倾向，这彻底断绝了朱友贞想重用王彦章的一丝念头。本来朱友贞就对耿直、坦率、直言的王彦章不喜。武将拥兵自重更是大忌！
接着，赵岩又拿火药工坊的进展说事：“彼等所谓神火，试验许久，不过些烟火戏法，耗费钱粮无数。可见其先前所言，多是夸大其词，不过是为这份危言耸听的奏疏铺垫，意在哗众取宠，攫取权位耳！”
朱友贞本性优柔寡断，易受身边外戚的摆布。他既想在军事上摆脱颓势，又对武将深怀猜忌。
赵岩的话，句句敲打在他的心坎上。他对王彦章被委以重任越来越疑虑。
相比之下，他更依赖赵岩、张汉杰等外戚近臣。最终，帝心偏向了赵岩。
《危局疏》被留中不发，所提建议无一采纳。朱友贞对四位博士的态度，也从最初的好奇和些许期待，变成了冷淡和限制。天火院的物资供应开始变得时断时续，看守的监视也明显加强。
天火院偏殿，夜，油灯如豆。
窗外守卫的身影在烛光下摇曳，屋内气氛压抑。
他们最初可能怀有“技术救国”的天真想法，认为凭借超越时代的知识，能轻易获得信任和资源。赵岩的诋毁和朱友贞的冷遇，给了他们当头一棒，让他们清醒认识到封建朝堂的残酷本质：决策首先基于权力平衡和帝王心术，而非事实与理性。
这种从“座上宾”到“阶下囚”的转变，引发这四位曾经踌躇满志的博士巨大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担心随时可能被当作“妖人”处决。
他们深知后梁即将灭亡的历史结局，也明白梁晋对峙前线的名将谢彦章被大将贺瓌所杀、钟鹏举可能攻打襄州（历史上没有发生）、晋军即将奇袭这一连串事件的重要性。
“知天机却无力回天”的绝望感，是最大的心理煎熬。他们仿佛看着一辆失控的列车冲向悬崖，而自己却被绑在车上。
在技术碾压和学术理想破灭后，“活下去”成为最核心、最紧迫的目标。他们的行动逻辑从“如何改变历史”迅速转变为“如何在这场政治漩涡中保全性命”。
这种恐惧会迫使他们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转而研究如何在现有规则下寻求一线生机。
文学博士王杨烦躁地踱步，历史博士张翰沉默地坐着，文献博士王婉和哲学赵铭则在检查所剩无几的物资。
王杨博士，突然停步，声音压抑着愤怒和恐惧：“完了！全完了！赵岩一句‘烟火戏法’，我们这大半个月的心血，还有那些关于国运的警告，全成了‘危言耸听’！我们现在是什么？是囚犯！是待宰的羔羊！”
王婉博士放下一个空荡荡的陶罐，苦笑：“王博士，冷静点。火药试验进度慢，现阶段只是引起燃烧、发出烟火和轻微的爆炸，我承认。但根本问题不在技术，在于上面（指指皇宫方向）根本不信我们！他宁愿信赵岩那种蛀虫！
我现在最怕的是，他们下一步会不会以‘妖言惑众’或‘晋谍’的罪名，直接把我们都……”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一阵沉默，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张翰博士缓缓抬头，声音低沉但清晰地说：“小王博士的担心，正是我们最大的危机。我们犯了两个致命错误。第一，我们太急了，以为抛出‘历史真相’就能惊醒皇帝，却忘了在权力斗争中，‘真相’远不如‘圣心’重要。
第二，我们只展示了‘术’（火药），却没有投其所好，赢得信任。在皇帝朱友贞眼里，我们和那些夸夸其谈的方士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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