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荆州城西瓮城城门（主城门，即外城内门）突然发生地面塌陷。
前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儿子高从诲率领的工兵挖通的地道终于显露出来，一千名梁军精锐从地道及附近的隐蔽场所涌出，直扑瓮城内墙，与瓮城外墙的两千余名梁军里应外合，攻打因地道内梁军焚烧支柱而坍塌的瓮城。
守卫瓮城的五六百名守军腹背受敌，小将钟宛均连忙通过号角和擂鼓传令，命他们经秘道撤回内城。
她则继续指挥外城的两座箭楼坚守阵地。
“开内门！”
高从诲率军打开西门瓮城的三个“歪门”（瓮城内门），径直扑向西门内城，与通过地道抵达瓮城外、内城内的一千梁军，以及内城外的一千梁军，共五千兵力合力夹击西门内城。
西门内城此时仅有数十名炮兵、一两百名正规军及四百名民兵驻守。而在内城外，荆州主帅王国强（负责筹措民兵的荆州总管此时已经不在现场）正率领五百名民兵依托房屋与街垒，顽强抵抗通过地道侵入内城外区域的一千名梁军。
这局面颇为奇特——梁军与荆州守军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不过，相较于梁军尚未攻破瓮城之时，形势已明朗许多：
此前，梁军与荆州守军在外城、瓮城和内城之间都形成了三层兵力对峙的态势；如今，攻打内城的梁军部队与内城外的梁军部队均腹背受敌，而荆州守军仅剩下内城部队仍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
梁军高从诲认为五千人攻破只有五六百人把守的西门内城将不费吹灰之力。
梁军夏鲁奇攻下南门内城后下把六千人马兵分三路是合理的，但确实应该分出一路（至少一千人）先协助高从诲攻下西门内城，而不是三路全部向纵深推进。
夏鲁奇原部署的合理性：
战略意图明确。三路分别指向府衙、东门、北门，配合城外佯攻部队，形成多点开花、内外夹击之势，这是古代攻城战中扩大战果的常规思路。
兵力分配相对均衡。六千人分三路，每路约两千人，避免某一路过于薄弱，能够同时向多个关键目标施压。
时间窗口利用得好。趁守军混乱、南门刚破之际快速向纵深推进，符合“趁乱扩大战果”的战术原则。
原部署的致命缺陷：
西门内城未肃清。南门虽破，但西门内城仍在守军控制下，这意味着：
守军可从西门内城向夏鲁奇三路部队的侧翼和后方发起反击；
夏鲁奇部队的退路和补给线暴露在西门守军威胁之下；
一旦战局陷入不利，夏鲁奇与高从诲的部队恐将陷入“关门打狗”的绝境——最致命的是，西门与南门的外城城门和千斤闸的开关机关均已损毁，无论从内侧还是外侧都无法开启，梁军只能依靠翻墙才能进出。
而守军通过牢牢把控外城箭楼和/或瓮城，便能精准打击需翻墙进出的梁军补给线。
这让人不禁赞叹钟鹏举在城门设计上的精妙构思——外城可失，瓮城可失，甚至内城可失，只要城门开关的机关被破坏、箭楼或瓮城未被攻破，便能始终保持对敌军的威慑力。
兵力分散风险：三路各两千人，每路都面临“攻坚不足、守点有余”的尴尬：
府衙是守军核心，两千人未必能迅速攻克；
荆州东门、北门守军若顽强抵抗，梁军里应外合失败，城内的这两千人可能陷入僵持；
若守军集中总预备队反击某一路，可能被各个击破。
与高从诲部队缺乏协同：高从诲在西门已形成五千兵力优势，梁军攻入南门的主将夏鲁奇却未派兵策应，错失快速肃清西门、打通内外联系的机会。
更合理的部署方案。
方案一（保守稳妥）：
分兵两路：一路两千人直扑府衙，一路四千人协助高从诲攻下西门内城；
东门、北门由城外佯攻部队继续牵制；
先肃清西门内城，确保退路和补给线安全，再向纵深推进。
方案二（激进高效）：
分兵三路：一路一千人协助高从诲攻西门内城，一路两千人攻府衙，一路三千人攻东门或北门（视守军薄弱点而定），而不是太贪心同时策应东门和北门；
西门肃清后，高从诲五千人可向纵深发展，形成更大优势。
无论哪种方案，必须先确保西门内城被控制，这是夏鲁奇部队的“生命线”。
从战术角度看，夏鲁奇原部署属于“贪多求快”的冒险打法，他太想彻底地、真正地打通东门和/或北门，让城外的主帅王晏球和策应西门、南门的骑兵进城。
若守军指挥得当、预备队充足，很可能利用西门内城这个支点拖死高从诲这五千人的攻城部队，并从容地发起反击，将夏鲁奇攻入城内的部队分割包围。
而梁军分出一路协助高从诲先攻西门内城，虽然会延缓向纵深推进和尽快打乱守军军心的速度，但能确保战果的稳固和部队的安全，是更稳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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