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大心细的高从诲满腹牢骚地率军从西门内城冲进通往府衙的街口时，就闻到了铁锈与焦炭的味道。
一个月前，丧家之犬高季兴父子俩从襄阳气冲冲地赶来，本是想捞取胜利的果实，谁知他们高家却被王晏球架在火上烤。
高季兴最早前往荆南江陵是在906年，当时他被朱温任命为荆南节度观察留后，负责接管荆南事务。彼时的江陵历经战乱，仅余孤城一座，市井之地化为丘墟。
到了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称帝，正式授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他由此以江陵为根基，开启对荆南的经营，逐步建立割据政权。
他们父子俩割据荆南十一年，每年通过向过往商船征收“过税”（过境税），岁入可达三十万贯。在五代时期，一贯钱通常等于1000文铜钱、文铁钱。
一贯铜钱的实际购买力：当时一匹战马的价格大约在30-50贯左右（视品质而定）。三十万贯理论上可以购买6000-匹战马，或者供养一支3-5万人的常备军（一年的军饷）。
对于荆南这种地狭民少（只有3州17县、70万人口）的微型政权来说，这是一笔足以支撑其国防和外交的巨款。
高季兴父子在江陵设卡征税，在江面和陆路设立关卡，对过往商船征收三成的高额过境税。
另外还半抢半买，如果客商不愿交税，或者货物特别贵重（如蜀锦、丝绸、瓷器、香料、珍珠、药材），荆南士兵会直接将货物“截留”，美其名曰“购买”，实则往往只付极低的价钱，甚至直接没收。
衙内高从诲他就经常截留过往大客的财物，如果截留的是大国（如大汉、南吴、马楚、前蜀）的贡品或官方商队，对方派使者来质问，他父子往往会耍无赖——能赖就赖，实在赖不掉就把东西原封不动还给人家，甚至赔礼道歉，但下次照抢不误。因此，他两父子被称为“高赖子”。
穿越者钟鹏举打响对外征战的第一炮之所以选择荆南政权，除了以此为跳板攻占建国皇帝王建新死、政治腐败的蜀国外，也是看重荆南政权的重要地理位置和这笔“三十万贯”的收入——这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
高季兴父子之所以拼命想夺回江陵，除了复仇和政治野心，经济账是核心。失去了这三十万贯，他在北方（后梁）就没有钱去贿赂皇帝求官，也没有钱养兵自保。高季兴在流亡途中，曾痛心疾首地对部下说：“那是我的三十万贯啊，是我荆南的命根子！”
前蜀（王建）盛产茶叶和蜀锦，闽、马楚等政权也盛产茶叶，南汉从海外购买的珍贵药材都非常依赖通过江陵水陆两路销往中原。如果钟鹏举切断这条商路，或者提高税率，王建在成都的国库收入就会锐减一半，闽、马楚的国库收入将会减少五六成。
一个多月前钟鹏举占领江陵后，废除了高季兴那种“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征税，转而推行“过境税”、“河道整治费”与“保护费”相结合的模式——只要缴纳合理的税款（按交易额的10%征收），荆州军便会派遣战船护送商船通过三峡险滩（现钟鹏举连上游的渝州也占领了），并打击水匪。
如此一来，尽管单笔交易的税率有所降低，但过往商船和商队的数量增加了四五成，岁入预估不仅能轻松突破三十万贯，还将达到五十万乃至六十万贯，真正实现了既增收又得民心的双赢效果。
以前后梁和前蜀皇帝或南方各政权的统治者之所以容忍高季兴（现钟鹏举）割据江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江陵是中原获取南方物资（茶叶、丝绸、香料、药材）的中转站。谁控制了江陵，谁就掌握了中原的“茶袋子”和“药罐子”。
这条街高从诲他闭着眼都能走通——十五岁那年，他曾在府衙前那棵老槐树下挨了父亲三鞭，只因逃了兵法课去斗鹌鹑和樗蒲（Chupu）。如今老槐树已被拦腰炸断，树干上嵌着半截断矛，矛缨在晨风里滴着暗红的血。
高从诲眼中闪过一丝忌惮，他现在一听到炮响，双腿都会发软。但他却也明白此刻已是骑虎难下。他猛地抽出腰间横刀，振臂高呼：“随我杀过去！接应夏将军，晚了皆斩！”梁军1000骑兵催动战马，马蹄“踏踏”地踏过坚硬的混凝土路面，1000重甲步兵紧随其后，朝着荆州府衙的方向的猛冲过去。
他们接连穿过两道路障。
高从诲的马在第三道路障前折了腿。
那其实不是正经路障——是七八架烧得只剩骨架的独轮车，横七竖八堵着街口，车架上还绑着削尖的竹竿。马匹撞上去时，竹竿扎进马腹，畜生嘶鸣着倒下，把高从诲甩出两丈远。
一枚铁蒺藜狠狠地扎进他的屁股，痛得他哭爹喊娘。
他爬起来，吐掉嘴里的血沫，听见身后副将的嘶喊：“房顶！弓手！”
箭矢从两侧民房屋檐下泼洒而下。是军用的破甲箭——百姓军特有的木雨箭，精钢四棱箭镞，能射穿铁甲，专钻甲片缝隙。一个步兵捂着脖子倒下，箭头从颈后穿出三寸，血像泉眼似的汩汩往外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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