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梅雨季，雨总像漏了的棉絮，绵绵不绝地往下掉。
六层老公房的顶楼，墙皮泡得发涨，像块拧不干的湿抹布，时不时有黄黑色的水痕顺着墙角蜿蜒流下，在地板上积成小小的水洼。杨伟蜷缩在房间角落的旧木床上，瘦得像根被雨泡软的柴禾，校服洗得发白，空荡荡地罩在身上。
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夹杂着楼下邻居搓麻将的洗牌声，还有远处高架上传来的汽车鸣笛。这些声音吵得他睡不着，却又不敢动——这是叔叔杨帆的房子，准确说，是叔叔“曾经”的房子。自从父母去年在车祸里走了，阿姨就把他领到这儿，说“先住着，等你叔叔回来再说”。可叔叔去国外打工已经三年，电话都没打过几个，这房子就成了他临时的窝。
“吱呀——”
虚掩的房门被轻轻推开，带着一身湿气的阿姨探进头来。她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碗，碗沿磕掉了一块瓷，露出里面的黑铁皮。“小伟，起来吃点东西。”阿姨的声音很轻，怕吵到他似的。
杨伟慢吞吞地坐起来，头发乱糟糟地贴在额头上。他不太会和人说话，尤其是父母走了以后，嘴就更笨了。阿姨把碗放在床头的旧书桌上，碗里是两个白馒头，还有一小碟咸菜。“今天炒了点鸡蛋，你快吃。”阿姨从口袋里掏出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个水煮蛋，塞到他手里，“明天就要去社区学校报到了，阿姨给你找好的，和隔壁楼的张师傅家孙女一个班，以后有伴。”
杨伟捏着温热的鸡蛋，指尖传来一点暖意，他低着头“嗯”了一声，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阿姨叹了口气，没再多说。她知道这孩子内向，推一下才动一下，平时除了必要的应答，几乎不主动开口。她扫了眼房间，墙角堆着几个纸箱，里面是杨伟父母留下的遗物，他一直没动过。窗户没关严，雨丝飘进来，打湿了窗台上的空花盆。“窗户关上吧，夜里凉。”阿姨走过去关窗，又顺手摸了摸杨伟的头，“多吃点，看你瘦的。”
说完，她拿起空碗轻轻带上门，楼道里传来她下楼的脚步声，一步一步，在空旷的楼梯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杨伟慢慢剥开鸡蛋壳，蛋白白嫩嫩的。他小口小口地吃着，眼睛盯着墙上那片最斑驳的墙皮。那里有块水渍，像棵歪歪扭扭的树，他看了快一年了。馒头有点硬，他就着咸菜慢慢嚼，吃完后把碗放到门口，又躺回床上。
雨还在下，敲打在玻璃上，发出“嗒嗒”的声响。房间里很暗，只有远处路灯的光透过雨幕，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模糊的昏黄。杨伟把自己裹进薄被里，像只受惊的小兽，蜷缩成一团。
他想起父母在世的时候，家里总是热热闹闹的，妈妈会喊他“小伟，吃饭啦”，爸爸会把他架在脖子上，去公园看鸽子。可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守着这空荡荡的顶楼，听着雨声发呆。
不知道过了多久，意识渐渐模糊，他快要睡着的时候，窗外忽然闪过一道奇怪的光。不是闪电那种刺眼的白，而是一种淡淡的、带着点橘红色的光晕，像个毛茸茸的球，一晃就没了。
杨伟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以为是错觉。他看了眼窗户，确实关得好好的。也许是哪家的车灯吧，他想。
翻了个身，他把脸埋进枕头里，鼻尖萦绕着一股旧棉花和潮湿的味道。这是他现在生活的全部味道。
雨还在下，顶楼的小房间里，只有少年均匀的呼吸声，和窗外永不停歇的雨声交织在一起。谁也不知道，一场足以改变他一生的奇遇，正悄无声息地，在这雨夜的寂静里，酝酿着。
后半夜的雨下得更急了，风卷着雨丝狠狠砸在玻璃窗上，发出“噼啪”的脆响，像是有人在用指甲不停地刮挠。
杨伟睡得很不安稳。旧木床的弹簧早没了弹性，硌得他骨头生疼，加上肚子里没多少东西，胃里隐隐发空。他翻了个身，把脸对着墙壁，那片像歪歪扭扭的树的水渍，在窗外偶尔透进来的路灯余光里，像活了一样在墙上蠕动。
凌晨一点整。
楼道里的老式挂钟“当”地敲了一声，声音嘶哑，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就在这声钟响落下的瞬间，窗外突然炸开一团诡异的光。
不是闪电那种撕裂夜空的亮，而是一个浑圆的、散发着灼热气息的光球。它有排球那么大，表面流动着橘红色的纹路，像烧红的铁水在缓慢翻滚。它没受任何阻碍似的，直接穿透了紧闭的玻璃窗——玻璃上连个缝都没留下——就这么慢悠悠地飘进了房间。
空气瞬间变得燥热起来。
杨伟猛地睁开眼，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吓得屏住呼吸，死死盯着那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光球，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跳得快要撞碎肋骨。这是什么？幻觉吗？还是……爸妈说过的鬼火？
光球似乎没注意到他，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飘了飘，掠过墙角的纸箱，箱面上的灰尘被它散发出的热气烘得微微发烫；擦过床头的旧书桌，桌面上的搪瓷碗沿，那处磕掉瓷的黑铁皮竟被烤得泛起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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