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德塞停顿了一下，环视全场：“我们的任务不是简单地‘治疗’或‘禁止’，而是理解、引导、制定伦理框架，确保人类意识的发展方向是增强而非削弱我们的共同人性。”
接下来三天，会议分为多个平行论坛：科学论坛讨论共鸣者现象的神经机制和物理基础；医学论坛研究对参与者的健康影响和干预方法；伦理论坛辩论个人自主性与集体安全的平衡；法律论坛探讨跨国监管框架；社会论坛讨论意识连接技术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陈默主要参加伦理和法律的讨论，但他的注意力常常被科学论坛的进展吸引。在那里，研究人员报告了令人震惊的发现：
剑桥大学的团队通过量子磁脑造影发现，共鸣者的大脑显示异常的“量子相干性”——通常只在微观粒子中观察到的现象，在宏观生物系统中出现。
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表明，当多个共鸣者同步冥想时，他们周围的电磁场会出现可测量的“纠缠模式”，即使被物理隔离。
日本RIKEN研究所报告，在集体意识事件发生地，环境的熵值异常降低，仿佛秩序自发增加。
这些发现挑战了传统科学的边界，但也引起了激烈争论：这些是真实的物理效应，还是测量误差？是意识影响物质，还是共同的环境因素影响了意识？
更实际的问题是：如果意识确实能通过某种场相互连接和影响，那么隐私、自主、甚至自由意志的概念都需要重新思考。
第三天下午，陈默参加了一个小型闭门会议，参与者包括各国执法代表、情报官员和网络安全专家。气氛明显不同，少了几分学术探讨，多了几分实际担忧。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代表约翰·米勒开场：“各位，我们需要坦诚地讨论最坏情况。如果共鸣者网络可以被武器化会怎样？如果某个国家或组织学会大规模诱导集体意识状态，用来影响民众情绪、操纵舆论、甚至控制行为？”
德国联邦情报局的代表补充：“或者更微妙地：如果网络被用来进行‘意识监控’？理论上，如果足够敏感，共鸣者可能感知到他人的情绪状态，甚至模糊的思维内容。这对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意味着什么？”
陈默发言：“这些问题确实重要。但我们不应该从恐惧出发。共鸣者网络不是技术设备，而是自然发生的人类现象。参与者不是武器，是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的重点应该是保护参与者，引导网络向有益方向发展，同时制定防护滥用措施的框架。”
“但现实是，已经有组织在试图利用这个现象。”俄罗斯代表展示了一些材料，“我们监控到至少三个极端团体在招募‘敏感个体’，试图建立自己的‘意识网络’，用于政治或宗教目的。”
法国情报部门分享了类似发现：“还有一个更令人担忧的趋势：私营科技公司在开发‘意识增强’设备，声称能让普通人体验共鸣状态。这些设备缺乏监管，长期影响未知。”
会议达成共识：需要建立国际监测机制，追踪意识连接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制定伦理准则和安全标准；以及，也许最重要的，提高公众意识，让人们理解现象的本质和风险，避免被利用。
傍晚，陈默在湖边散步时遇到了王秀兰和苏晓雅。她们站在湖边，望着对岸法国境内的灯光。
“网络今晚很活跃。”苏晓雅轻声说，“像是...在倾听会议。很多节点在关注这里。”
“他们能感知到会议内容？”陈默问。
“不是具体内容，而是...意向。担忧、希望、困惑、决心...这些情绪在网络中流动。”王秀兰解释，“网络像镜子，反映连接者的集体心态。”
“会议上的担忧影响网络了吗？”
“让一些节点不安。他们感觉到被‘研究’、被‘监管’的可能。但同时也感觉到被‘关心’、被‘重视’的意向。平衡很微妙。”
陈默思考着。共鸣者网络不仅是一个科学现象，也是一个活生生的、能感知和反应的社会存在。对待它的方式本身就会影响它的发展。
“如果我们要制定关于网络的国际准则，”他问，“网络本身应该参与吗？你们作为节点，应该有自己的声音。”
王秀兰和苏晓雅交换了一个眼神。“这是一个新问题。”王秀兰说，“个体代表群体？但网络不是政治实体，没有统一意志。每个节点有不同视角、不同需求。”
“但你们能感知集体倾向。”陈默坚持，“也许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某种...民意调查？了解参与者对监管、研究、支持的需求和担忧。”
“可以尝试。”苏晓雅点头，“但需要小心。提问本身可能影响网络，创造原本不存在的关注点。”
这就是意识研究的独特挑战：观察者影响被观察者，提问改变答案。在量子物理中，这叫观察者效应；在意识领域，这可能更加深刻和复杂。
第四天是峰会的高潮：起草《日内瓦意识健康宣言》草案。工作小组由多领域专家组成，陈默是执法和伦理小组的联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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