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光未明，寒雾如纱，笼罩着死寂的棚户区与荒废的染坊。图登、贡却、达尔玛、达瓦四人，如同四道被命运驱赶的亡魂，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那处临时的、充满血腥记忆的避难所。索朗临死前决绝的眼神，河滩上那滩刺目的鲜血，如同烧红的烙铁，烫在每个人的心上，也驱散了最后一丝犹豫与幻想。前路已断，后路被截，盛京这座巨大的城池，仿佛变成了一个正在缓缓合拢的钢铁囚笼，而他们，就是笼中受伤待毙的困兽。
“走！”图登的声音干涩如砂纸摩擦。他笃定的信念，让他们认定是圣物最后的守护者。
他们不敢走大路，专挑最偏僻、最肮脏的巷弄、排水沟渠旁、甚至翻越那些低矮残破的院墙。除了图登，其他三人在械斗中，都负了些轻伤，达尔玛腿上渗出血迹，每走一步都疼得冷汗直流，却死死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发出呻吟。贡却肩背的伤口也因剧烈运动再次崩裂，鲜血濡湿了背后的棉袄，但他眼神凶狠，一声不吭。达瓦背着金佛，步履沉重，但也紧紧跟在图登后面，半点不敢放松。
内城？他们是进不去了。城门处必然是军警林立，盘查森严，他们这副伤痕累累、形容狼狈的模样，无异于自投罗网。他们只能游走在内、外城之间那片广阔的、管理相对松散却也龙蛇混杂的灰色地带，像无头的苍蝇，又像是被猎犬追逐的兔子，惶惶不可终日。
天色渐渐泛白，城市的轮廓在晨雾中显现，远处开始有了人声和车马的响动。每一丝陌生的声音都让他们心惊肉跳，每一个拐角都可能撞见巡逻的军警或张贴着缉拿布告的墙壁。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一点点淹没他们的胸口。
图登的脑中，无数念头如同走马灯般飞转。退路？早在潜入盛京之初，他们并非没有准备。狡兔三窟，除了八卦街、皇宫、小河沿这三处藏身地，他还预留了一条退无可退的“退路”——或者说，是一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启用的“关系”。
这个人，便是那个盛京城佛教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居士——李如闻。
图登对李如闻的了解，远比外人看到的要深。此人发家史堪称一部乱世枭雄的传奇。出身微寒，早年据说在关内跑过单帮，贩过药材，精明强干，胆大心细。日伪时期，盛京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舞台，李如闻凭借其过人的手腕和圆滑的处世之道，竟能在那潭浑水中如鱼得水。他周旋各种势力之间，做的生意从紧俏的西药、棉纱布匹，到一些上不得台面、利润却惊人的“特种物资”，迅速积累了令人咋舌的财富。他善于审时度势，更善于“投资”于人。现任的何箴主席在赴任东北途中，李如闻便以“同乡”、“热心公益”之名，出钱出力，鞍前马后，建立起深厚私谊，这也是他在光复后能迅速洗白身份、依旧风光无限的重要原因。
然而，李如闻最为人所称道的，却是他“虔诚”的佛教徒身份。他自称早年偶遇一位云游至盛京的大喇嘛，得其灌顶加持，从此笃信佛法，常年坚持茹素，每日诵经打坐不辍。他出手阔绰，是盛京各大寺院的“大护法”、“大施主”，捐资修缮殿宇、重塑金身、供养僧众、举办盛大法会，从不吝啬。慈恩寺、北塔寺、乃至金佛寺，都曾受过他大量的布施。在普通信众眼中，李居士乐善好施，佛法精深，是位难得的大善人、大居士，威望极高。
但图登知道，这层金光闪闪的“居士”外衣之下，隐藏着怎样的真实面目。李如闻的发迹就是来自于暗中扶持白寺的蒙古部落首领，或者说是黄金家族的后裔。他们在盛京可谓筹谋已久。此次白寺遗脉潜入盛京“迎归”金佛，从最初的路线规划、情报支持，到后来案发后的一些掩护和试探，背后或多或少都有李如闻那只无形之手的影子。他提供的帮助并非无偿，图登清楚，那是以未来可能的“回报”和眼前巨大的利益为交换的。李如闻甚至在金佛失窃案风声最紧时，还以“慰问受灾寺院”的名义，亲自去了趟金佛寺，表面是关心，实则是近距离观察局势，试探官方反应，为金佛出逃进行下收集信息。
图登始终对李如闻怀有深深的警惕。此人信佛或许是真，但更多是一种精致的“投资”和“包装”。他口中的“善哉、善哉”，与他可能做出的狠辣决断，并不矛盾。越是满口慈悲、行事周全、在信仰光环笼罩下的人物，其内心可能越是精于算计、冷酷无情。佛前的一炷香，未必能净化灵魂深处的贪婪与权谋；口中的经文，也可能是麻痹他人、掩饰真实意图的工具。人性之复杂，在这样的人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图登深知，与李如闻打交道，无异于与虎谋皮，是一柄锋利无比却可能反伤己身的双刃剑。
因此，不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图登绝不会启用这条线。他宁愿带着师弟们在棚户区挣扎，在荒野逃亡。然而，索朗的死，渡河计划的彻底失败，官府必然展开的大规模搜捕，以及他们眼下人人带伤、体力濒临崩溃的绝境……所有的一切，都逼迫他不得不做出这个危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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