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多了，粮食自然丰收。再加上杨坚推行的“轻徭薄赋”政策——将赋税减到前朝的一半还多，甚至多次下令减免全国赋税，百姓的生产积极性被彻底调动起来。到了杨坚执政后期，全国户数从登基之初的400多万户，飙升到890万户；而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全国户数最高才304万户，连隋朝的三分之一都不到；武则天神龙元年，全国户数最多也才615万户，依然远不及隋朝。人丁兴旺，粮食满仓，隋朝的国库很快就堆不下了。
当时隋朝在全国各地修建了六大粮食库，其中河南巩县的洛口仓规模最大，光是粮窖就有三千口，每个粮窖能储备八千石粮食，远远望去，粮窖排列得像连绵起伏的小山。有一次，官员向杨坚报告：“陛下，国库里的钱粮布帛已经堆到门外了，有些大米都发霉变质了，串钱的绳索也被虫蛀烂了，铜钱滚得满地都是，实在没地方存放了！”
杨坚听了，又惊又喜，喃喃自语道：“朕已经一再减税，甚至免除了部分州县的赋税，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积蓄？”他哪里知道，这正是“藏富于民”的结果——百姓富足了，国家自然强盛；百姓安居乐业了，社会自然安定。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曾派人查看隋朝遗留的粮仓，当他看到洛口仓里堆积如山的粮食时，不禁感叹道：“隋朝仓库里的粮食，足够天下人吃五六十年啊！”正是靠着这些遗留的粮食和财富，唐朝初期才能在战乱后快速恢复元气，才有了后来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可以说，唐朝的繁荣，正是站在了隋朝的肩膀上。
三、大兴城：一座穿越千年的“理想之城”
除了经济上的奇迹，杨坚还为后世留下了一座震古烁今的都城——大兴城。这座城市，后来被唐朝改名为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先进的国际大都市，被誉为“东方罗马”。
大兴城的规模，放在今天都让人惊叹不已。它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2米，周长36.7公里，面积83.1平方公里，是西汉长安城的2.4倍，是明清北京城的1.4倍，更是当时世界第二大古城巴格达城的7倍多。城里的中轴朱雀大街，宽达150米，比今天北京的长安街还宽30米，足够几十匹马并排奔跑。大街两旁，绿树成荫，商铺林立，西域的驼队、东瀛的使者、波斯的商人、阿拉伯的传教士往来不绝，一派国际化大都市的繁荣景象。
更了不起的是，大兴城的布局处处透着古人的智慧，堪称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巅峰之作。杨坚下令建造都城时，特意让设计师宇文恺亲自考察地形，利用城里自然形成的6个高岗，对应《易经》乾卦的六爻，按爻辞来安排建筑布局——最高的岗上修建皇宫，象征帝王的尊贵与威严；第二岗上修建政府机构，体现皇权的集中；其余高岗则修建寺庙、王府和贵族住宅；普通百姓的住宅则分布在低地，既符合风水之道，又层次分明，井然有序。
全城共有108坊，对应天上的108颗星曜，寓意“天人合一”；南北排列共十三坊，象征一年有闰月；皇城东西各四坊，代表春夏秋冬四季；皇城南北九坊，呼应《周礼》中记载的“五城九逵”，彰显都城的礼制与规矩。就连城门的命名，都暗藏玄机：东门名为春明门，对应东方青龙；西门名为金光门，对应西方白虎；南门名为明德门，对应南方朱雀；北门名为玄武门，对应北方玄武。而玄武门恰好对应《易经》中的“坎”卦，爻辞有“险陷”“危难”之意，后来唐朝着名的“玄武门之变”，竟冥冥中印证了这一卦象，成为历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巧合。
这座城市不仅规划精妙，还极具人文关怀。城里修建了完善的排水系统，街道整齐划一，家家户户都能用上干净的井水；甚至还专门划分了商业区——东市和西市，商品琳琅满目，从丝绸、茶叶、瓷器到珠宝、香料、药材，应有尽有。到了武则天时期，长安城里居住的人口超过一百多万，却依然井然有序，不挤不闹，街道干净整洁，社会治安良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如今，当我们漫步在西安的朱雀大街遗址，触摸着残存的城墙，仿佛还能感受到大兴城当年的繁华与辉煌。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隋文帝杨坚。他用自己的智慧，为后世留下了一座不朽的都城，也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城市规划遗产。
四、制度革新：影响千年的四大创举，塑造中国政治格局
如果说统一全国、经济繁荣是杨坚的“硬功绩”，那么他创立的一系列制度，就是影响中国千年的“软实力”。这些制度，有的沿用至清朝灭亡，有的甚至影响到今天的社会治理，堪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石”。
1. 三省六部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在杨坚之前，朝廷的权力大多集中在宰相一人手中，容易出现权臣专权、威胁皇权的局面。比如东汉末年的曹操，凭借宰相之位掌控朝政，最终其子曹丕篡汉称帝；南北朝时期，更是权臣辈出，朝代更迭频繁。杨坚登基后，深刻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弊端，于是创造性地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尚书省负责执行诏令。三省长官都是宰相，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谁也无法独揽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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