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省下面再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吏部掌管官员的任免、考核、升迁;户部掌管土地、户口、赋税、财政;礼部掌管礼仪、祭祀、科举、外交;兵部掌管军事、国防、军队调动;刑部掌管司法、刑狱、法律修订;工部掌管工程建设、水利、交通。
这种制度有多精妙?咱们举个例子:如果皇帝想颁布一道法令,首先由中书省的官员起草诏令,然后交给门下省审核。门下省的官员如果发现诏令有问题,比如损害百姓利益、不符合礼制,可以直接驳回修改;只有审核通过后,才能交给尚书省执行,由六部按照分工落实到全国各地。这样一来,既避免了皇帝独断专行、决策失误,又防止了权臣一手遮天、威胁皇权,让朝廷的决策更加科学、严谨、公正。
当时有位大臣曾评价道:“三省六部,各司其职,相互制衡,就算有奸臣想作乱,也难以下手。”这套制度被唐朝进一步完善后,一直沿用至清朝灭亡,成为中国古代最成熟、最完善的中央行政体制。甚至今天我们国家的行政体系,都能看到三省六部制的影子——比如决策、审核、执行的分工,各部门的职能划分,都借鉴了当年的智慧。
2. 科举制:打破门第垄断,寒门也能出贵子
在科举制出现之前,朝廷选拔官员靠的是察举制、征辟制、九品中正制,说白了就是“拼爹”“拼出身”。官员的儿子生来就是官,豪门大族垄断了所有的仕途通道,普通百姓就算再有才华、再努力,也只能一辈子种地、放牛,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当时流传着一句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阶级固化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
杨坚深知这种制度的弊端,它不仅埋没了人才,还让豪门大族势力越来越大,威胁到中央集权。于是,杨坚登基后,毅然下令废除九品中正制,设立科举制——无论出身贵贱、家境贫富,只要有才华,都能参加朝廷举办的考试,考上了就能做官。这一下,就像给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巨石,无数寒门学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当时有个叫孔颖达的书生,家里一贫如洗,连书本都买不起,只能靠借书抄写来读书。但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努力,通过科举考试考上了进士,后来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老师,官至国子祭酒,主持修订了《五经正义》,成为中国古代着名的经学家。还有一个叫房玄龄的年轻人,出身普通士族,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后来成为唐朝的宰相,辅佐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
科举制不仅给了平民百姓上升的通道,还促进了全社会对文化的重视——家家户户都鼓励孩子读书,“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成为无数读书人的追求。正是因为科举制,唐朝才有了唐诗的繁荣,宋朝才有了宋词的鼎盛,元曲、明清小说也应运而生,中华文化因此更加璀璨夺目。这套制度,一直沿用了一千三百多年,直到1905年才被废除,其影响力不仅局限于中国,还传播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成为世界教育选拔制度的典范。
3. 《开皇律》:从“以暴制暴”到“宽严相济”
在杨坚之前,古代的法律极其严苛,充满了残酷的刑罚。比如在南北朝时期,车裂、腰斩、枭首、凌迟等酷刑随处可见,而且条文繁杂,多达几千条,老百姓一不小心就会犯法。有人偷了一斤粮食,就可能被判处死刑;子女不孝顺父母,会被株连九族;甚至连在路上吐一口痰,都可能被杖责几十。这样的法律,让百姓对官府充满了恐惧和怨恨,反而不愿意遵守法律,社会秩序混乱不堪。
杨坚登基后,深刻认识到“严刑峻法”无法真正治理好国家,于是下令修订《开皇律》,核心思想就是“以轻代重,化死为生”。他废除了车裂、腰斩、枭首等残酷的酷刑,确立了死、流、徒、杖、笞五种刑罚,条文从原来的几千条精简到500条,做到“刑网简要,疏而不失”。比如,偷粮食不再判死刑,改为杖刑;子女不孝顺父母,只惩罚本人,不再株连家人;普通的打架斗殴,根据情节轻重判处杖刑或徒刑,不再滥杀无辜。
更重要的是,《开皇律》首次确立了“十恶不赦”的罪名,把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十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皇权的犯罪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一旦触犯,绝不赦免;而对普通的犯罪,则从轻处罚,给百姓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样一来,老百姓明白了:只要不犯大错,就不会受到重罚;而那些真正的坏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渐渐地,百姓开始自觉遵守法律,社会秩序越来越好,犯罪率大幅下降。
后来的唐朝律法、宋朝律法、明朝律法、清朝律法,都以《开皇律》为蓝本,甚至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比如日本、朝鲜、越南等,都借鉴了《开皇律》的条款,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开皇律》不仅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典范,更是世界法律史上的瑰宝,它开创了“宽严相济”的法律理念,对后世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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