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一路向东行驶，穿越法国边境，进入德国境内。
沿途的风景渐渐变了模样——从巴黎繁华的街道，到鲁尔区林立的工厂；从法国农民悠闲的田间劳作，到德国工人匆匆的上下班身影。
陈幽靠在车窗边，认真观察着不同国家的社会景象：德国工厂的烟囱冒着黑烟，工人穿着统一的工装，却面色凝重；街头偶尔能看到工人游行的标语，写着“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反对资本家剥削”，与法国的工人运动遥相呼应，却又带着不同国家的革命特质。
“原来不同国家的工人运动，既有共性，也有差异。”
陈幽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心里越发渴望抵达莫斯科后，能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弄清楚“如何结合国情开展革命”这个核心问题。
他想起在法国华工夜校的经历，想起那些因语言不通、组织松散而失败的罢工，更加明白“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性——只有掌握了系统的革命理论，才能根据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特点，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策略。
火车在德国柏林停留半日，陈幽按照组织的安排，与当地的中共地下党员接头。
接头地点是一家隐蔽的咖啡馆，党员老李递给他一份伪造的身份证明和前往波兰的火车票，低声叮嘱：“从柏林到华沙，再从华沙转车去莫斯科，沿途要经过多次检查，记住你的身份是‘赴苏求学的中国学生’，不要多说话，遇到盘问就说去莫斯科学习农业技术。”
陈幽接过身份证明，小心翼翼地藏在包袱夹层里，重重点头：“李同志放心，我一定注意安全。”
离开柏林，火车驶向波兰华沙。
沿途的景象愈发萧瑟，战争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断壁残垣的村庄，衣衫褴褛的流民，还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边境巡逻。
陈幽看着窗外，心里沉甸甸的——这就是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也是他和战友们奋力反抗、想要改变的现状。
他更加坚定了学好本领的决心：只有早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中国人民才能免于战乱，过上安稳的生活。
在华沙转车时，陈幽遇到了几位同样赴苏深造的中国青年。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的是从国内来的进步学生，有的是旅欧的勤工俭学青年，却因同一个革命理想聚在一起。
大家一路同行，交流着各自的革命经历——有人参加过国内的五四运动，有人在欧洲组织过工人罢工，有人像陈幽一样，在华工中开展过动员工作。
“听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课程十分系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还有革命组织与策略。”
一位来自湖南的青年兴奋地说，“我早就想系统学习这些理论了，以前都是靠自己摸索，走了不少弯路。”
“是啊，”陈幽接过话，“在法国虽然有实践经验，却总觉得理论不够扎实，遇到问题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分析。这次去莫斯科，一定要好好学，把理论学透，将来回国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经过十几天的辗转，火车终于抵达苏联莫斯科。
走出火车站，陈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宽阔的街道，整齐的楼房，穿着工装的工人脸上带着笑容，街头的标语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处处洋溢着革命胜利后的生机与活力。
与法国、德国、波兰的压抑氛围不同，莫斯科的空气中，都透着“平等”“希望”的气息。
“是陈幽同志吗？”
一位穿着军装的苏联同志走上前，用生硬的中文问道，“我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工作人员，奉命来接你。”
陈幽点点头，跟着苏联同志坐上马车，前往中山大学。
沿途的建筑大多是红色的，墙上画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还有中俄双语的革命标语。
马车驶过莫斯科河，河面波光粼粼，岸边的青年们唱着革命歌曲，声音嘹亮而激昂。陈幽看着这一切，心里充满了向往——这就是革命胜利后的样子，这就是他和战友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抵达中山大学时，校门口早已聚集了几位工作人员，他们热情地迎上来，帮陈幽接过包袱，领着他参观校园。
中山大学的校舍是一座宽敞的两层楼房，门口挂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牌，旁边用中文写着“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
校园里种着整齐的树木，操场上有学生在锻炼身体，教室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陈幽同志，这是我们的课程表，你可以先看看。”
一位中国籍的老师递过来一份课程表，上面详细列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革命问题”“情报工作理论与实践”等课程，还有实地考察苏联工厂、农村的安排。
陈幽接过课程表，眼睛越看越亮：“这些课程太实用了！正是我急需学习的内容。”
“我们的办学宗旨，就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合格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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