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夏天，重庆军统总部的办公室里，戴笠的电话第三次响起。
陈默握着听筒，听着电话那头略显急促的声音，语气依旧沉稳：“老师，日军投降协议里‘别动队组建细节’还需核实——他们承诺的2000名精锐，到底是从哪个师团抽调？武器补给由谁负责？这些细节不查清，报告提交上去，委员长要是追问，我们没法答复。”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传来戴笠略显不耐烦却又无奈的声音：“三天！再给你三天时间，必须把所有细节核实清楚，不能再拖了！”
“是！老师。学生保证三天内完成！”
陈默挂了电话，指尖轻轻敲击桌面，心中悬着的石头稍稍落地——这已是他第二次以“核实细节”为由，将最终分析报告的提交时间推迟，算上这次，总共争取到了整整三天。
放下电话，陈默走到窗边，望着远处军统总部的钟楼。
时针指向下午两点，距离戴笠最初要求的提交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天。
他清楚，这份《日华终战协定分析报告》一旦提交，戴笠会立刻上报蒋介石，国民党很快就会按协议推进“接收日军武器”“组建别动队”等计划，而组织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将核心情报转化为应对策略，需要时间通知新四军、八路军提前部署，需要时间准备揭露国民党阴谋的舆论材料。
“延迟三天，足够延安完成初步应对了。”
陈默喃喃自语，转身回到办公桌前，将那份早已写好的完整报告压在文件堆最底层，桌面上则摊开着“未核实”的细节清单——上面故意标注着“日军精锐师团番号待确认”“武器补给路线未明确”“免罪军官名单有遗漏”等问题，每一条都看似合理，足以让戴笠相信他确实在“严谨核实”。
其实，这些所谓的“未核实细节”，陈默早在两天前就已查清。
日军2000名精锐来自华中派遣军第十三师团，武器补给由国民党第三战区负责，免罪军官名单里甚至包括双手沾满平民鲜血的少佐山本一郎——这些信息，他早已通过加密渠道发给了苏晴，转递延安。
如今故意拖延，不过是为了给组织争取更多缓冲时间。
第二天一早，戴笠的秘书亲自来到陈默办公室，送来一份标注“加急”的文件：
“陈主任，戴局长让您优先核实这个——日军在华企业‘托管’的具体范围，南京、上海的几家兵工厂，到底要不要纳入军统监管？”
陈默接过文件，快速浏览一遍，心中了然——戴笠表面是催促进度，实则是想让他把精力放在“利益相关”的企业托管上，对“别动队”等反共细节反而没那么较真。
这正好给了他继续拖延的理由。
“辛苦你转告局长，我这就优先核实企业托管范围。”
陈默笑着递上一杯茶，语气诚恳，“不过兵工厂的监管涉及伪政府、日军、军统三方，需要对接的部门太多，今天怕是只能梳理出框架，细节还得等明天。”
秘书点点头，没多追问——陈默在军统以“严谨细致”闻名，之前分析日军收缩计划时，就曾因“漏查一个据点布防”，主动推迟报告提交时间，最终查出伪军隐藏的火力点，帮国民党军队减少了伤亡。
这种“宁可延迟，绝不敷衍”的作风，早已让戴笠和身边人形成了“陈默拖延必是为了确保精准”的印象，也成了他这次延迟传递的最大底气。
当天下午，陈默故意带着“未核实”的清单，去戴笠办公室汇报进度。
他指着清单上的“武器补给路线”，语气凝重：“局长，我让人查了日军的补给记录，发现他们提到的‘芜湖仓库’，其实是个空壳，真正的武器藏在宣城的秘密据点。要是不把这个查清楚，以后别动队接收武器，很可能被日军耍花招。”
戴笠皱着眉，接过清单仔细看着，手指在“宣城秘密据点”几个字上划过：“好，这个确实要查！你抓紧，有进展随时汇报。”
他完全没意识到，陈默口中的“秘密据点”，早已在两天前就通过情报传递，告知了新四军——宣城地下党正借着“日军撤离”的机会，暗中监视据点动向，准备伺机接收武器。
时间一天天过去，延迟的第三天上午，
戴笠的电话再次打来，这次语气明显严肃：“陈默，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不管细节有没有核实完，都必须把报告交上来！委员长那边催得紧，不能再等了！”
“局长，最后一个关键细节，今天下午就能核实完！”
陈默语气笃定，“日军免罪军官名单里，有个叫山本一郎的少佐，他在苏南制造过‘清乡惨案’，要是把他列为‘反共有功’免罪，传出去会引发民众不满。我正在确认他到底有没有反共行为，要是没有，得在报告里建议剔除，避免舆论风险。”
这话正好说到了戴笠的心坎里——他最在意“舆论影响”，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前夕，绝不能因一个日军军官的处置问题，给国民党招来“包庇战犯”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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