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中的首都国际机场如同巨大的玻璃蜂巢,电子屏上流淌着航班代码的河流。玫瑰的手指死死绞着我羊绒大衣的腰带,仿佛这是锚定现实的最后缆绳。
“只是去签几份文件……”我抚过她后颈,薄汗沾湿掌心,“过几天就回来。”
她仰起脸,今天特意涂了我喜欢的斩男色口红,此刻却被咬出斑驳的齿痕:“十小时时差够你忘记浦东机场Wi-Fi密码了。”故作轻松的语气像绷紧的琴弦,在登机广播响起时骤然断裂。
我突然被她推抵在值机岛的立柱上,行李箱翻倒发出闷响。她踮脚咬住我下唇,血腥味在齿间弥漫——这是比眼泪更锋利的道别。
尾音消散在舱门闭合的轰鸣里。三万英尺之下,有座城市正在晨雾中慢慢凝固成她掌心的纹路。
我正站在纪念教堂的拱廊下拨通视频电话。玫瑰的脸出现在屏幕里,背景是我们卧室的暖光,她耳垂上还戴着那对被我吐槽过像螺丝钉的几何耳钉。
到啦?她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手指无意识卷着睡裙肩带,你那边天还亮着...
刚落地就给你打电话了。刚离别总是那么的想念,放下电话。
阳光像融化的金子,泼洒在斯坦福大学无边无际的沙色拱廊与红瓦屋顶上。空气里弥漫着桉树清冽的香气,还有草坪刚修剪过的青涩味道。
我的同学亚历克斯——一个顶着一头乱糟糟金发,穿着夏威夷花衬衫的计算机天才,踩着人字拖,懒洋洋地穿梭在校园里。
“简直像场梦,不是吗?” 亚历克斯用力伸了个懒腰,指着不远处胡佛塔的尖顶,“还记得三年前,我们俩在胡佛塔下面,一边啃三明治一边争论比特币是不是庞氏骗局?”
我笑了,记忆瞬间鲜活起来。我们沿着着名的“黄砖路”漫步,路边是高大的棕榈树和奔跑的滑板少年。
“看那儿!” 亚历克斯突然兴奋地拉住我,指向特曼工程学院楼外的一面墙,上面布满了色彩斑斓的涂鸦和签名,“我们的大作还在!”
那是我们大二时,在一次疯狂的期末项目成功后,半夜偷偷溜出来留下的“印记”。亚历克斯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机器人,我则在旁边用中文写了一句 “代码改变世界” 。如今,这句略显稚嫩的豪言壮语被更多后来者的涂鸦包围,却依然清晰,见证着我们曾经的热血与天真。
当年你说要改变世界。亚历克斯笑着指向远处的创业车库,现在车库墙上还留着你的血型——你撞破头那次...
晚风送来桉树的气息,以前的苏哲和此刻的我在时空里重叠。那些在黄砖路上踩滑板摔碎的眼镜,在格林图书馆通宵时喝的廉价咖啡,在创业车库与伙伴争吵到凌晨的夜晚——原来都化作养料,滋养出如今站在资本金字塔尖的我们。
我们走到主四方院,在纪念教堂前的长椅上坐下,看着游客和学生们在罗丹的“加莱义民”雕塑前拍照。阳光透过拱廊,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我们沿着黄砖路漫步,路过我当年涂鸦过数学公式的长椅——那串证明黎曼猜想的草稿早被雨水冲走。
当圣塔克鲁兹山脉吞没最后一线光,我拍下点灯的纪念教堂发给玫瑰。
“说真的,兄弟,” 亚历克斯收起嬉笑,语气难得认真,“你确定要回国?不留下来?我们那个AI医疗影像的项目,风投很感兴趣……”
我看着草地上几只悠闲的松鼠,点了点头。远处,胡佛研究所的旗帜在微风中轻轻飘动。我的思绪似乎也飘回了太平洋彼岸,那里有另一种牵挂在等我。
“国内有我必须回去的理由。” 我没有细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但我们的项目,我不会放弃。隔着太平洋,我们照样可以改变世界。”
暮色中,我们站在椭圆草坪边缘,看喷泉边奔跑的年轻学子如同跃动的光点。
亚历克斯耸耸肩,又恢复了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好吧,未来的巨头。不过在你改变世界之前,我们是不是该去‘荷兰人’酒吧再来一杯?为了我们逝去的青春,和即将被我们搅得天翻地覆的未来!”
我们站起身,拍拍裤子上的草屑,再次融入阳光和年轻的人群中。23岁的我们,站在世界的十字路口,手中握着看似无限的可能。脚下的这条路,仿佛能一直延伸到灿烂的天际,通往那个我们坚信可以由自己亲手塑造的未来。空气中充满了离别的淡淡伤感,但更多的,是跃跃欲试的兴奋,和对广阔天地的无限憧憬。
酒吧里弥漫着威士忌与狂欢的气息,我站在摇晃的木桌上,吉他弦在指尖震动,吼出那首我们在斯坦福草地上写了整整三个通宵的《硅谷悖论》。台下金发碧眼的同学们举着啤酒泡沫四溅的科罗娜,随着节奏拍打桌沿,仿佛我们还是三年前那支叫做“量子科学”的烂乐队。
洛杉矶来的安娜踩着高跟鞋跳上沙发,她脖颈后的子弹在霓虹灯下泛着紫光——那是我以前生日时陪她去纹的。中国留学生小林用筷子敲击威士忌酒杯,发出清脆的像风铃的声响,他总说这让他想起江南老家的檐角。而迈克,这个来自德州的壮汉,正用他布满机械油渍的手举着手机录像,镜头晃过我们当年在实验室偷来的那块写着“禁止摇滚”的示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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