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太门儿清了——当导演想捣鼓出一部像样的作品，得操多少心？
一部片子，从立项开始，剧本、演员、资金、档期、宣发，哪一步不是天天在掰扯人情、平衡利益？
从剧本打磨到选角置景，再到后期剪辑宣发，哪一步不得掰开揉碎了琢磨？
拍摄现场更是修罗场，小的剧组一百多号人，大的剧组上千号人盯着你一个，天塌了都得你兜着。
更别提开影视公司了，那更是个无底洞，天天跟人扯皮算账，应付各路神仙，操的心比筛子眼儿都多。
那是拍戏之外，硬生生再扛一座山。
制度、管理、融资、项目筛选、失败兜底……哪一样都不是“兴趣”能解决的。
犯不上，真犯不上。
不是没情怀，是太明白情怀要拿什么换。
杨皓心里门儿清。
他不是吃不了苦，是不想把自己放到一个必须天天劳心劳力、还得对一堆人负责的位置上。
北京话讲，这叫想得开。
所以他脸上还挂着笑，心里却已经把分寸算得死死的。
有戏，他愿意拼命拍。
有兴趣，他愿意狠狠干。
但要他扛大旗、背责任、当行业楷模——那真不是他的活儿。
他这人，骨子里就一句话：能自在活着的时候，何必自己往苦里跳。
“任总，您别误会。”
他语速快了点，却不显急，认真的解释道，“您别看我之前对华纳亚洲那位……态度好像挺冲的，其实那是分场合的。”
他抬手在空中点了点，语义分得很清。
“她是美国人，我是在用阿美莉卡的方式跟她打交道。”
“在那边，规矩就一条——你值多少钱，你说话就多硬。身份、地位、履历，全是明码标价的。”
这话说得很直。
“资本主义社会就这么简单粗暴，能挣到钱、能把项目跑通，你就是爷；
挣不到，别说姿态，连说话的机会都未必有。
那套逻辑里，客气是多余的，虚头巴脑反而不专业。”
他耸了耸肩：“所以在国外，我用的是那一套。不是我狂，是环境就要求你这么站着说话。”
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但在国内不一样。咱这是自己人的地界。”
他看向任总，神情变得郑重：“在咱们这儿，要是还摆那种‘上位者’的姿态，那就不是能力问题，是不懂事了。”
甭管在外头混得多好，回到家里，该低头的低头，该尊重的尊重，这是本分。”
他笑了一下：“我心里拎得清。国外是谈生意，拼拳头；国内是做事，是过日子。”
跟您、跟秦姨、跟台里这些前辈打交道，我要是还端着，那不是自信，是不识抬举。”
最后，他又补了一句：“所以您放心，我这个人，分得清场合，也分得清谁是自己人。”
紧接着解释道：“而且我也不怎么管哪个公司，日常全是鲍勃在负责。
我顶多就是点个头、签个字，真要我坐在办公室里看报表，我三天就得烦。”
他抬了抬下巴，像是在形容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那个公司的核心功能就一个——我哪天想拍电影了，它能第一时间帮我把人攒齐，把剧组架起来；
剩下那些合同、保险、工会、杂七杂八的破事儿，有人替我挡在前头。”
“它是给我服务的，不是我给它打工的。”这句话，说得极轻，却很清楚。
他顿了顿：“我这人吧，说好听点叫随性，说难听点，确实有毛病。
我做事，真的是凭兴趣。
哪天我对这个行业没感觉了，对这个影视不感兴趣了，说不定真能撂挑子不干。”
他摊了摊手，笑得很干脆：“您要我现在拍着胸脯保证，五年规划、十年布局，那是骗您，也骗我自己。”
屋里安静了一下。
杨皓最后把话收住，语气稳稳落地：“所以啊，与其现在把关系定得太重，不如留点余地。
等哪天真有一个项目，方向对、人也对、我也心甘情愿把心思全压上去，那时候再谈合作，反倒更干净。”
他看向任总，眼神坦然：“那样，对您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
这番话说完，没有任何漂亮的收尾，却有一种把底牌摊开的清醒。
不是退让，而是分寸。
任总靠回椅背，示意他继续。
“电影这玩意儿，水可太深了。”杨皓说得很直白，
“我现在干的，其实还停在刚上手那一步。说白了就是刚摸着拍电影的门道，正实打实上手练手呢。”
他伸手在桌面上点了点，像是在给自己的位置画个圈，“您别觉得拍电影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是什么艺术。
觉得我能拍电影就怎么着怎么着，我觉得拍电影没那么复杂，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到目前为止，我真正拍完的，也就两部电影。”
他说得很随意，“而且都是小成本、小场面的恐怖片。没大明星、没大制作，纯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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