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十年：我的官场笔记
2014年夏，渝东南的雨带着黏腻的湿热，我拖着行李箱站在乡镇政府门口，水泥地缝里嵌着青苔，办公楼墙皮斑驳，与想象中的“机关大院”相去甚远。
党政办主任老张迎出来，中等个头，皮肤黝黑，袖口卷到小臂，露出被蚊虫叮咬的红点：“小李是吧？先跟我来，你的工位在最里面。”
办公室是大通间，六张办公桌挤在一起，文件柜顶堆着泛黄的档案盒，墙角的空调嗡嗡作响，吹出来的风带着股陈旧的霉味。
老张递给我一个磨破边角的蓝色文件夹，封面用圆珠笔写着“工作总结汇编”，字迹遒劲：“先把2011到2013年的看完，基层工作，摸清套路比瞎忙活管用。”
我刚坐下，桌上的老式座机就刺耳地响起来，老张朝我努努嘴：“接，大概率是咨询扶贫政策的，记好要点，不清楚的别瞎承诺。”
拿起听筒，电话那头是浓重的方言，“同志，我想问哈，我家娃读大学，能不能申请助学金？”
我攥着笔，手心冒汗，对着老张递来的政策清单，逐字逐句翻译解释，挂电话时，后背已经沁出一层薄汗。
原以为公务员是“朝九晚五”，没想到第一天就忙到夜里十点。
整理会议纪要时，因为漏记了某个村的扶贫指标，被分管领导退回重写，笔尖划过纸张，油墨晕开，我盯着“精准”二字，忽然懂了基层工作的分量。
凌晨回家，乡镇的街道空无一人，路灯昏黄，只有几家小餐馆还亮着灯，空气中飘着火锅底料的香味，陌生又亲切。
工作第二月，遇上汛期，县气象局发了暴雨红色预警，办公室全员24小时值班。
凌晨三点，领导敲开值班室的门：“沿河村有几户危房户，必须马上转移！”
我们抄起雨衣就往外冲，雨幕如帘，手电的光柱在黑暗中摇晃，脚下的泥路湿滑难行，每走一步都要陷进半尺深的泥里。
到了村民家，李大爷还在收拾杂物，固执地说：“我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没事！”
老张抹了把脸上的雨水，蹲在他身边：“李叔，房子是老伙计，但命更金贵，您跟我们走，等雨停了，我们帮您修。”
劝了半个多小时，才把李大爷和家人扶上救援车，刚离开没多久，身后就传来“轰隆”一声，老房子塌了半边。
李大爷攥着老张的手，声音哽咽：“多亏了你们，不然我这条老命就没了。”
那天回到政府，我们的裤腿沾满泥浆，鞋子里灌满了水，老张却笑着说：“群众的信任，就是这么趟出来的。”
2017年，我负责乡镇的扶贫档案整理，这活儿繁琐又细致，一户一档，一页都不能错。
有次核对数据时，发现某村上报的“外出务工收入”与实际不符，相差了近两万元。
我骑着摩托车跑了三个村，找到当事人核实，原来是村干部统计时，把“月收入”误算成了“年收入”。
更正数据的那天，村支书拉着我吃饭：“小李，这点小事，何必这么较真？”
我给他倒了杯茶：“张书记，扶贫资金是救命钱，数据错了，该享受到政策的人可能就漏了，较真才是对老百姓负责。”
后来，县里扶贫办抽查，我们镇的档案得了满分，领导在大会上表扬时，我想起那些跑村入户的日子，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2019年，我被调到县教育局，负责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创建工作。
报到第一天，办公室堆着半人高的材料，局长拍着我的肩膀：“这活儿不好干，涉及全县32所学校，硬件软件都要达标，压力不小。”
我深知“均衡”二字的重量，农村学校的操场、实验室，城里学校的师资、课程，都要一一对标。
每周至少跑五所学校，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运动鞋磨破了两双，笔记本上记满了问题清单。
有次去偏远的山村小学，看到孩子们在水泥地上上体育课，篮球架锈迹斑斑，我心里不是滋味。
回来后，我连夜写了份《农村学校体育设施改善方案》，跑财政局、跑发改委，反复沟通协调，终于争取到专项资金。
半年后，那所小学铺上了塑胶跑道，新的篮球架立了起来，孩子们奔跑的身影，成了校园里最美的风景。
招生季是最忙的时候，每天要接几十个咨询电话，有家长想托关系进重点小学，语气恳切：“李科长，麻烦你通融一下，我家孩子就想读个好学校。”
我耐心解释：“大姐，招生是按学区划分的，每个孩子都有平等的入学机会，我不能坏了规矩。”
挂了电话，心里难免纠结，但想起刚工作时老张说的“守规矩才能走得远”，便又坚定了立场。
有远房亲戚找上门，提着烟酒：“你现在出息了，帮你侄子安排进重点中学，以后肯定报答你。”
我把东西原封不动地退回：“叔，不是我不帮忙，招生有明确规定，我要是开了这个口子，对其他孩子就不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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