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乱平息后第三日，徐渊在联盟总部地下指挥室召开绝密会议，将原分散的警务情报科、军方谍报处、民间同乡会信息网整合，成立直属中枢的“安全司”，由其心腹、曾潜伏台岛多年的国术高手沈惊鸿出任司长。安全司的核心任务分为三层：
渗透肃清：选拔精通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华人特工，伪装成商贩、教师、宗教人士，潜入“自由民族阵线”等极端组织核心层，截取武装行动计划与资金流向；同时对政府、军队、要害部门开展“净血行动”，通过笔迹鉴定、无线电监听、线人指证等手段，三个月内清除通敌官员与军官，一律以“叛国罪”秘密处决。
技术反制：架设覆盖联盟全境的无线电监听网，截获跨境极端组织的加密电报，联合华人工程师破解密码；在各大城市布设隐蔽窃听装置，重点监控清真寺、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公共空间，对“排华”言论实行“零容忍”——首次警告，二次拘留，三次直接移交安全司审讯。
预警联动：建立“三级预警机制”，以县为单位设立情报站，线人发现可疑聚集、武器转运等情况后，需在2小时内上报；安全司每日汇总情报，生成“风险热力图”，一旦达到黄色预警，就近驻军立即进入戒备状态，确保极端行动在萌芽阶段被扑灭。
徐渊摒弃此前“族群融合”的温和政策，提出“以华为主、多元共存”的核心纲领，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将华人优势固化为法理与现实：
权力结构倾斜：修订《联盟公职人员选拔法》，明确公务员体系中华人占比不低于75%，军队校级以上军官、地方行政长官、司法系统法官必须由华人担任；少数民族公职人员仅限教育、卫生、文化等非核心部门，且需通过“忠诚度审查”（由安全司秘密执行）。
资源分配绑定：将联盟80%的矿产开采权、60%的农业灌溉水源、40%的铁路运输节点，通过招标形式优先授予华人企业；在税收上实行“华人企业减免30%所得税，少数民族企业增收15%资源占用税”的差异化政策，美其名曰“扶持本土支柱产业”。
法律红线划定：出台《反极端主义法》，将“煽动族群仇恨”“质疑华人主导地位”“勾结外部势力”等行为纳入重罪，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同时规定华人在冲突事件中享有“优先自卫权”，司法审判时采信华人证词的权重高于其他族群，变相降低华人维权门槛。
为避免公开族群歧视引发国际谴责，徐渊将生育政策包装为“家庭发展扶持计划”，由联盟民政部牵头执行，核心条款暗藏倾斜：
华人福利：凡华人家庭，头胎免除全部“社会抚养费”，二胎补贴相当于普通工人半年工资的“育儿津贴”，三胎及以上可享受“教育全免+医疗报销80%”待遇，且子女成年后优先获得公务员、军队录用推荐权；同时在华人聚集区建设“母婴护理中心”，提供免费产检、月嫂服务，变相降低生育成本。
少数族裔限制：对这些家庭，将“社会抚养费”提高至人均年收入的2倍，且不设减免条款；二胎及以上家庭不得享受联盟任何育儿福利，子女入学需额外缴纳“教育附加费”，医疗报销比例降至40%；表面上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缓解资源压力”为借口，实则通过经济杠杆抑制其生育意愿。
执行隐蔽化：所有政策文件均规避“族群”字样，改用“户籍所在地”“家庭经济状况”“历史贡献度”等模糊表述，由民政部联合安全司建立“家庭信息档案”，对各族群生育数据动态监控，一旦少数族裔人口占比出现反弹，立即通过调整“抚养费基数”“福利申领条件”进行调控，对外则宣称“政策优化基于人口普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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