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乱平息后第三日,徐渊在联盟总部地下指挥室召开绝密会议,将原分散的警务情报科、军方谍报处、民间同乡会信息网整合,成立直属中枢的“安全司”,由其心腹、曾潜伏台岛多年的国术高手沈惊鸿出任司长。安全司的核心任务分为三层:
渗透肃清:选拔精通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华人特工,伪装成商贩、教师、宗教人士,潜入“自由民族阵线”等极端组织核心层,截取武装行动计划与资金流向;同时对政府、军队、要害部门开展“净血行动”,通过笔迹鉴定、无线电监听、线人指证等手段,三个月内清除通敌官员与军官,一律以“叛国罪”秘密处决。
技术反制:架设覆盖联盟全境的无线电监听网,截获跨境极端组织的加密电报,联合华人工程师破解密码;在各大城市布设隐蔽窃听装置,重点监控清真寺、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公共空间,对“排华”言论实行“零容忍”——首次警告,二次拘留,三次直接移交安全司审讯。
预警联动:建立“三级预警机制”,以县为单位设立情报站,线人发现可疑聚集、武器转运等情况后,需在2小时内上报;安全司每日汇总情报,生成“风险热力图”,一旦达到黄色预警,就近驻军立即进入戒备状态,确保极端行动在萌芽阶段被扑灭。
徐渊摒弃此前“族群融合”的温和政策,提出“以华为主、多元共存”的核心纲领,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将华人优势固化为法理与现实:
权力结构倾斜:修订《联盟公职人员选拔法》,明确公务员体系中华人占比不低于75%,军队校级以上军官、地方行政长官、司法系统法官必须由华人担任;少数民族公职人员仅限教育、卫生、文化等非核心部门,且需通过“忠诚度审查”(由安全司秘密执行)。
资源分配绑定:将联盟80%的矿产开采权、60%的农业灌溉水源、40%的铁路运输节点,通过招标形式优先授予华人企业;在税收上实行“华人企业减免30%所得税,少数民族企业增收15%资源占用税”的差异化政策,美其名曰“扶持本土支柱产业”。
法律红线划定:出台《反极端主义法》,将“煽动族群仇恨”“质疑华人主导地位”“勾结外部势力”等行为纳入重罪,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同时规定华人在冲突事件中享有“优先自卫权”,司法审判时采信华人证词的权重高于其他族群,变相降低华人维权门槛。
为避免公开族群歧视引发国际谴责,徐渊将生育政策包装为“家庭发展扶持计划”,由联盟民政部牵头执行,核心条款暗藏倾斜:
华人福利:凡华人家庭,头胎免除全部“社会抚养费”,二胎补贴相当于普通工人半年工资的“育儿津贴”,三胎及以上可享受“教育全免+医疗报销80%”待遇,且子女成年后优先获得公务员、军队录用推荐权;同时在华人聚集区建设“母婴护理中心”,提供免费产检、月嫂服务,变相降低生育成本。
少数族裔限制:对这些家庭,将“社会抚养费”提高至人均年收入的2倍,且不设减免条款;二胎及以上家庭不得享受联盟任何育儿福利,子女入学需额外缴纳“教育附加费”,医疗报销比例降至40%;表面上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缓解资源压力”为借口,实则通过经济杠杆抑制其生育意愿。
执行隐蔽化:所有政策文件均规避“族群”字样,改用“户籍所在地”“家庭经济状况”“历史贡献度”等模糊表述,由民政部联合安全司建立“家庭信息档案”,对各族群生育数据动态监控,一旦少数族裔人口占比出现反弹,立即通过调整“抚养费基数”“福利申领条件”进行调控,对外则宣称“政策优化基于人口普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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