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推开藏经阁西侧耳房的木门时，檐角的铜铃正被穿堂风拂得轻响。他指尖抚过门楣上剥落的漆皮，抬头望见窗棂间漏下的光斑里，无数尘埃正悠悠旋转。
“沈先生倒是准时。”
苏临洲的声音从屋角传来，惊得梁上一只灰雀扑棱棱撞向纸糊的窗，留下几道凌乱的爪痕。沈砚之转头，看见青布长衫的年轻人正蹲在褪色的书架前，手里捏着一卷用细麻绳捆扎的竹简，竹片边缘泛着经年累月的蜜色光泽。
“苏大人差人三请，砚之不敢怠慢。”沈砚之拱手时，宽大的袖袍扫过案几，带起半盏残茶的水汽。他目光落在对方手里的竹简上，瞳孔微缩，“这是……”
“建兴十三年的屯田账册。”苏临洲将竹简放在案上，指尖划过最末一枚竹片上模糊的刻痕，“去年在陈仓古道旁的坍塌烽燧里找到的，被雨水泡得厉害，好不容易才剥离开。”
沈砚之俯身细看，那些用朱砂和墨笔交替标注的字迹已大半洇开，唯有“南郑”“武都”等地名还能辨认。他指尖轻轻叩击案面，木质的纹路硌得指腹发麻：“建兴十三年，丞相正在五丈原屯田。”
“正是。”苏临洲忽然笑了，露出两颗极浅的梨涡，与他平日里在朝堂上冷肃的模样判若两人，“先生可知，这账册里最蹊跷的是什么？”
沈砚之没有回答，只是从怀中取出一方素白手帕，小心翼翼地拂去竹简上的尘灰。阳光透过窗棂斜斜切进来，在他银白的鬓角投下细碎的阴影——这位前太子洗马去年遭贬后，不过半年光景，竟像是老了十岁。
“是粮草的损耗率。”苏临洲自己揭开了答案，他取过纸笔，飞快地画出两道曲线，“按这账册记载，从南郑运粮到五丈原，每石粮草要消耗三斗在路上。可同时期的洛阳粮道，损耗率还不到一斗。”
笔尖在宣纸上顿出一个墨点。沈砚之抬头时，正撞见苏临洲眼底的锋芒。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太史令，三个月前因弹劾李严被贬为秘书郎，却不知从哪里搜罗来这些前朝遗物，屡次借故邀约自己到这偏僻的藏经阁。
“蜀道难行，损耗自然大些。”沈砚之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片灰影。案几上的青铜灯台生着细密的铜绿，像极了他书房里那幅被虫蛀的《出师表》拓本。
“难行？”苏临洲忽然提高了声音，惊得梁上的灰雀又躁动起来，“建兴六年，丞相第一次北伐，街亭失守后，粮草不济被迫撤军。当时的粮道损耗率是多少？”他不等沈砚之回答，便抓起另一卷竹简，“这里有记载，四斗七升。短短七年，损耗率降了近三成，先生不觉得奇怪吗？”
沈砚之的手指在案几上停住了。他想起二十年前在成都太学，白发苍苍的博士捧着《商君书》讲解“利其田宅，复之三世”时，窗外的木芙蓉开得正盛。那时他还是太学里最年轻的博士弟子，总爱和同窗争论“法”与“德”的短长，直到永安宫传来先主驾崩的消息，满城缟素里，他才第一次懂得史书上“时运不济”四个字的重量。
“苏大人今日找我，不只是为了这些账册吧。”沈砚之重新抬起头，目光沉静如深潭。他看见苏临洲袖中的手攥得发白，指节因为用力而泛出青色。
苏临洲沉默片刻，从书架深处拖出一个樟木箱子，打开时散出淡淡的樟脑香。箱子里铺着暗红色的绒布，上面整齐码放着十几卷帛书，边缘都用细绢缝补过，看得出主人的珍视。
“这是……”沈砚之的声音有些发颤。他认出最上面一卷帛书的封皮，是当年丞相府主簿杨颙的笔迹——《汉中屯田考》。
“家父临终前交给我的。”苏临洲的指尖轻轻拂过帛书边缘的褶皱，“他曾任丞相府记室，这些都是当年的案牍底稿。先生请看这卷《后出师表》的初稿，和传世版本有何不同？”
沈砚之颤抖着展开帛书，泛黄的丝帛上，诸葛亮的笔迹力透纸背，却在“然不伐贼，王业亦亡”一句旁，有几处涂改的痕迹。最开始写的是“然坐守益州，王业必亡”，后来被划掉，改成了“然不伐贼”。
“坐守益州，王业必亡。”沈砚之低声重复着这句话，喉结上下滚动。他想起延熙年间，自己担任广汉太守时，曾见过南中蛮族进贡的琥珀，里面裹着一只两千年前的蚊子。那时他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或许就像这琥珀里的蚊子，再怎么挣扎，终究逃不过被时光凝固的命运。
“先生在广汉时，可见过建兴年间的户籍册？”苏临洲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我查过，章武元年，蜀地有户二十万，口九十万。到了景耀年间，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四十多年，人口只增了四万。”
沈砚之的手指猛地收紧，帛书被攥出几道褶皱。他记得自己年轻时，蜀地的稻田一望无际，每到秋收，田埂上的稻草人都插满了沉甸甸的稻穗。可后来北伐一次接一次，他路过祁山时，看见的只有荒芜的田地和衣衫褴褛的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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