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破后的第三个月，司马昭派来的官员在清理蜀汉档案时，发现了一份诸葛亮在建兴五年（227年）拟定的《北伐规划》。规划里详细记载着“每三年一北伐，以攻代守，消耗曹魏”的战略，甚至标注了“祁山粮道修缮时间表”“南中兵员补充计划”。而在档案的最后几页，是姜维景耀五年（262年）的北伐奏疏，内容与诸葛亮的规划几乎雷同，只是把“三年一伐”改成了“年年北伐”，把“以攻代守”变成了“孤注一掷”。
这种惊人的相似性，暴露了蜀汉灭亡的另一重密码——历史惯性的反噬。刘备、诸葛亮开创的“以攻代守”“荆州派主导”“汉统叙事”等创业路径，曾让蜀汉在夹缝中崛起，却在后期变成“路径依赖”的陷阱。当外部环境已变，执政者仍执着于“复刻过去的成功”，不愿或不能调整方向，灭亡便成了被历史惯性推着走的必然。
一、“以攻代守”的异化：从战略主动到战略绑架
诸葛亮提出“以攻代守”时，蜀汉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夷陵之战后，蜀汉国力大损，曹魏“坐观其弊”，东吴“虎视眈眈”，若“闭关自守”，只会“坐以待毙”。诸葛亮的逻辑清晰而务实：通过北伐，将战场引向曹魏境内，迫使曹魏“东西调度，疲于奔命”；同时以“北伐”凝聚人心，让荆州派、益州派在“兴复汉室”的旗帜下暂时搁置矛盾；更重要的是，通过战争锻炼军队，防止“和平时期的战斗力衰退”。
建兴六年至十二年（228—234年）的五次北伐，虽未“兴复汉室”，却达成了战略目标：曹魏被迫在关中常驻十万大军，无力南攻；蜀汉内部“北伐共识”稳固，诸葛亮得以“威服南中，整顿内政”；蜀军战斗力保持巅峰，连司马懿都感叹“亮若不死，吾等危矣”。此时的“以攻代守”，是灵活、克制、服务于整体利益的战略主动。
但到了姜维时期，“以攻代守”异化为“战略绑架”。姜维九伐中原（253—262年），平均每年一次，频率远超诸葛亮的“三年一伐”，且多在“粮不继、兵不足”的情况下强行出兵。他的逻辑不再是“以攻代守”，而是“为北伐而北伐”——作为降将，他需要靠北伐证明忠诚；作为军事将领，他需要靠战争巩固权力；甚至在朝廷反对时，他仍以“武侯遗志”为借口，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这种异化的根源，是“路径依赖”下的思维僵化。姜维成长于诸葛亮时期，亲历了北伐的“辉煌”，潜意识里将“北伐”等同于“正确”，从未思考过“时移世易，变法宜矣”。当蜀汉国力从“尚可支撑”降至“民穷财尽”，当曹魏从“内部动荡”走向“司马氏稳固掌权”，“以攻代守”早已失去现实基础，变成“消耗蜀汉的自杀式攻击”。延熙十九年（256年）段谷之战，蜀军“星散流离，死者甚众”，姜维却在奏疏中称“虽有小败，终可大进”，这种对“北伐神话”的执念，让蜀汉一步步被战略惯性拖入深渊。
二、“荆州派主导”的固化：从创业核心到利益壁垒
刘备入蜀时，“荆州派”（随刘备入蜀的荆州、徐州旧部）是创业核心。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构成的“核心团队”，战斗力强、忠诚度高，是刘备夺取益州、建立蜀汉的关键。为巩固统治，刘备推行“荆州派主导、益州派辅助”的权力结构：荆州派掌握军权、行政权，益州派可任地方官、参与经济治理，但“中枢决策权”始终在荆州派手中。
这种结构在创业期是合理的。荆州派“外来者”身份使其与益州本土势力无利益纠葛，更能执行“公平施政”；其“兴复汉室”的理想与刘备高度契合，减少了内部摩擦。诸葛亮时期虽重用张裔、杨洪等益州人，但“丞相府核心幕僚”仍以荆州派为主（如蒋琬、费祎），这种“适度开放”既维持了稳定，又吸纳了本土人才。
但到了后期，“荆州派主导”固化为“利益壁垒”。荆州派后代（如诸葛瞻、董厥）凭借“父辈荫庇”垄断权力，将“荆州派”从“创业团队”异化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排斥益州派（如压制张裔之子张毣）、猜忌降将（如掣肘姜维），甚至为维护自身利益阻挠改革——当益州士族提出“减轻赋税、与民休息”，诸葛瞻以“北伐急需军饷”为由拒绝；当姜维建议“启用南中夷兵补充兵力”，董厥以“夷人难制”为由反对。
更致命的是“人才梯队的近亲繁殖”。荆州派后期的核心成员，多是“子承父业”：诸葛瞻继承诸葛亮的爵位，董厥接替其父董和的职位，蒋斌（蒋琬之子）、关统（关羽之孙）等占据关键岗位。这些人“生于安乐，长于深宫”，既无父辈的军事才能，又缺乏行政经验，却垄断着“选拔人才”的权力，导致蜀汉后期“朝堂无可用之材”。
这种固化的根源，是“路径依赖”下的排外本能。荆州派潜意识里将“主导权”等同于“生存权”，担心“放权给益州派”会重蹈刘璋“被本土势力架空”的覆辙，却没意识到“完全封闭”只会引发更激烈的反抗。当益州派从“辅助者”变成“旁观者”甚至“颠覆者”（如谯周劝降），蜀汉的统治基础便从内部崩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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