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21日凌晨三点，林默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推开临时指挥所的木板门，通讯员小张满身泥水站在雨中，手里捏着被雨水打湿的电报纸。林工，前线急电！日军集中了两个师团的兵力，正在向松花江防线发动总攻。雨水顺着小张的帽檐滴落，在他脚边积成一个小水洼。林默接过电报，就着马灯昏黄的光线，看清了电文上那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敌军投入兵力超过三万人，配有重炮两百门，坦克五十辆。
林默快速披上军大衣，抓起桌上的地图筒。通知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他边说边往外走，皮靴踩在泥水里发出噗嗤噗嗤的声响。指挥所外，雨水像帘幕一样笼罩着整个营地，远处隐约传来炮火的轰鸣声，像是夏日遥远的雷暴。
当林默冲进前线指挥所时，杨将军正站在巨大的沙盘前，眉头紧锁。沙盘上，代表日军的蓝色小旗已经形成了一个钳形攻势，直指松花江防线的薄弱环节。老林，你来得正好。杨将军头也不抬，用指挥棒点着沙盘上的一处高地，鬼子想要抢占这个制高点，一旦得手，整个防线都将暴露在他们的炮火之下。
林默俯身细看沙盘，雨水从他那湿透的头发上滴落，在沙盘上溅起细小的水花。我们需要立即加强217高地的防御工事，他的手指在沙盘上划出一道弧线，同时派出一支机动部队，迂回到敌人侧翼，打乱他们的进攻节奏。
可是我们的兵力严重不足，参谋长忧心忡忡地说，主力部队还在五十公里外，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赶到。
林默走到电台前，调整频率旋钮。我有办法。他戴上耳机，开始呼叫炮兵团。雨水敲打着指挥所的帆布顶棚，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与电台里传来的静电噪音交织在一起。
清晨五点，天色微明。林默亲自带领一个工兵连，冒着瓢泼大雨向217高地进发。山路泥泞不堪，每一步都要费尽力气才能把脚从深陷的泥泞中拔出来。当他们到达高地时，士兵们已经浑身湿透，冻得直打哆嗦。林默立即指挥士兵们加固工事，他带来的新型速干水泥在雨水中快速凝固，很快就构筑起了坚固的机枪阵地。
上午八点，日军的炮火准备开始了。炮弹像冰雹一样砸在高地上，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林默蹲在战壕里，感受着大地剧烈的震动。一块弹片擦着他的头皮飞过，在身后的树干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刻痕。他抹了把脸上的泥水，继续检查无线电设备是否完好。
林工，三号阵地请求炮火支援！报话机里传来焦急的呼喊。林默快速计算着坐标参数，通过无线电引导后方的炮兵进行反击。新型的炮兵雷达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能够精准定位日军的炮兵阵地。随着我方炮火的反击，日军的炮击逐渐减弱。
中午时分，日军发动了步兵冲锋。密密麻麻的黄色军装像潮水一样向高地涌来。林默操作着一挺重机枪，灼热的弹壳不断抛出，在他的脚边堆积。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血腥的混合气味。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衣袖，在手臂上划出一道血痕，但他浑然不觉。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林默发现弹药即将告罄。他果断下令士兵们上刺刀，准备白刃战。就在这时，天空中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是我们的航空队及时赶到。炸弹在敌群中开花，日军的进攻阵形顿时大乱。林默抓住战机，率领士兵发起反冲锋，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这一次进攻。
傍晚，战场暂时恢复了平静。林默巡视着阵地，统计伤亡情况。士兵们横七竖八地躺在泥水里，有的在包扎伤口，有的在啃着干粮。一个年轻的士兵正在给家里写信，铅笔在粗糙的纸上沙沙作响。林默走过去，发现这个士兵的右手少了两个手指，是用牙咬着铅笔在写。
写给谁的？林默轻声问道。
给我娘，士兵抬起头，脸上还带着稚气，告诉她我一切都好。
林默默默地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一块巧克力，塞到士兵手里。转身离开时，他听见身后传来压抑的啜泣声。
夜幕降临后，林默又接到新的任务：连夜修复被炸毁的通讯线路。他带着通讯兵，冒着随时可能遭遇敌军巡逻队的危险，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电线杆东倒西歪，电线散落一地。他们必须一边警戒，一边抢修线路。当黎明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大地时，通讯终于恢复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样的战斗成了家常便饭。5月25日，林默设计的新型地雷重创了日军的装甲部队；5月28日，他改装的迫击炮精准摧毁了敌人的指挥所；6月1日，他建立的野战医院成功救治了三百多名重伤员......
6月10日，战役终于以我军的胜利告终。站在满是弹坑的高地上，林默望着远方升起的朝阳，心中百感交集。这场胜利来之不易，但更艰巨的战斗还在后面。他摸了摸口袋里那块带血的怀表——那是一个牺牲的战士临终前托付给他的——暗暗发誓要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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