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6日的黎明来得格外温柔，哈尔滨城还笼罩在松花江升起的薄薄春雾里，像是大地苏醒前最后的轻纱。松花江畔的柳枝已抽出一簇簇嫩黄的新芽，在带着寒意的晨风中轻轻摇曳，枝条划过雾气留下看不见的痕迹。林默站在东北局新落成的农业气象观测塔顶层，铁质栏杆上还凝着露水，他手持望远镜，透过渐渐散开的雾气望向远方那片无垠的黑土地。镜头缓缓移动，半个月前播种的冬小麦已从土里探出头来，长出三片带着绒毛的真叶，嫩绿的麦苗在晨光中舒展着，每一片叶尖都挂着晶莹的露珠，像是大地刚刚睁开的眼睛。
春风从观测塔四周掠过，带来泥土翻新后的气息和远处村庄隐隐的鸡鸣。林默放下望远镜，深深吸了口气——这是1948年的春天，距离全中国解放还有一年多，但在这片最先迎来光明的土地上，一场不为人知的变革已经在黑土深处悄然萌发。
“林工，全省苗情监测报告出来了。”
农业局技术科长王振华快步走上观测台，木制楼梯在他脚下发出“咚咚”的声响，像是这个早晨沉稳的心跳。他手里拿着一沓还带着油墨味的表格，纸页边缘被晨雾洇湿了些许，钢笔字迹在湿润的纸上微微晕开。“一类苗占65%，二类苗30%，只有5%的三类苗需要补种。”他顿了顿，声音里压抑着激动，“更可喜的是，新推广的‘抗寒一号’出苗率达到98%，比传统品种高出十五个百分点。老乡们都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齐整的苗。”
林默接过报告，纸张在手中沙沙作响。他的目光迅速扫过那些用钢笔仔细填写的数字——每一行、每一列，都是这个春天最真实的脉搏。当看到“机械播种面积突破两千万亩”这个用红笔圈出的数据时，他微微点头，嘴角浮起一丝几乎看不见的笑意。这个数字背后，是数以万计在田间操作的农民，是那些从现代带来的农机具在黑土地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歌唱，是无数个白天黑夜的汗水与摸索。
“通知各地，”林默的声音平稳而清晰，在观测塔顶被风吹散又聚拢，“从今天起进入田间管理关键期。我们要在三十天内，完成除草、施肥、防虫三大任务，为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王振华用力点头，转身要下楼，又被林默叫住。
“等等，”林默望向远方，麦田在晨光中已清晰可见，像一块巨大的绿色棋盘，“告诉同志们，这不是简单的农时安排，这是一场战役。麦苗就是我们的战士，田间管理就是我们的战术。这一仗，必须打赢。”
王振华挺直腰板，眼神坚定：“是，林工！”
脚步声渐渐消失在楼梯尽头，观测塔上又只剩下林默一人。他重新举起望远镜，镜头里，已经有早起的老农扛着锄头走向田间，佝偻的身影在麦田的绿色背景上缓缓移动。更远处，几台拖拉机的轰鸣隐隐传来，那是去年冬天才组建的国营农场的机械化作业队，黑色的烟囱里冒出白烟，在清澈的晨空中画出短暂的痕迹。
两天后的4月18日清晨，双城县红星农场的麦田在朝阳下泛着金色的光。二十多名农业技术员围成一圈，他们大多年轻，脸上带着这个时代特有的朝气与质朴，蓝色的中山装上还沾着露水和泥土。省农科院的老专家周明蹲在田埂上，手指轻轻拨开一丛麦苗，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婴儿的头发。
“大家看，”周明的声音不高，但在安静的田野里传得很远，“这个时候是决定穗数的关键期。水要浇透，肥要施足，但绝不能过量。”他拿起一把木尺——这是林默特意让木工坊制作的，刻度精确到毫米——仔细测量着麦苗的高度和分蘖数，然后用小本子记录。“科学种田，就要做到量化管理。过去我们说‘看苗施肥’，太笼统。现在我们要说，苗高十五厘米，分蘖三个以上，每亩施尿素五公斤。这才叫科学。”
一个年轻的技术员举手问道：“周老师，如果苗长得太旺怎么办？”
“问得好，”周明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土，“那就控水控肥，适当深锄。记住，麦子不是长得越高越好，要壮而不旺，这才是高产的基础。”
田野上响起一片“刷刷”的笔记声。这些年轻的技术员来自各个县乡，有些是中学毕业生，有些是种田多年的老把式，经过几个月的培训，他们已经能看懂简单的数据图表，能使用温度计、湿度计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工具。此刻，他们蹲在田埂上，围着麦苗，像一群探寻大地秘密的学生，认真而专注。
与此同时，在佳木斯农机站，又是另一番景象。新落成的仓库大门敞开，阳光斜射进去，照亮了里面一排排崭新的“丰收牌”中耕机。这些铁家伙漆成深绿色，在阳光下闪着沉稳的光泽，齿轮、链条、锄刀，每一个部件都透着工业的力量感。
农机手小刘只有十九岁，脸上还带着稚气，但手上的老茧已经说明他不是新手。他绕着中耕机转了三圈，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最后在技术员的指导下，小心翼翼摇动手柄。柴油机“突突”地响起来，喷出一股青烟，整个机器像苏醒的钢铁巨兽般开始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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