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春天以不同寻常的方式降临羊城。一种被称为“非典型性肺炎”的神秘流行病，悄然袭击了这座南方都市。报纸上开始出现相关报道，电视新闻里专家的面孔变得严肃，街头巷尾，人们交谈的声音压低，眼神里多了几分警惕。紧张的情绪像无声的潮水，在城市里蔓延开来。咳嗽声变得敏感，街上戴口罩的人明显多了起来。
报社迅速做出了反应，开始给每位员工发放药品和消毒用品。妈妈担心我这个实习生被忽略，给我寄来一箱药品。尽管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总能听到救护车那令人心悸的呼啸声，但或许是因为年轻，对未知的危险缺乏真切感知，我当时并未感到恐惧，依旧按部就班地往返于宿舍和报社之间。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接到了实习以来的第一个采访任务——关于巴西国家足球队即将到羊城参加一场商业友谊赛的选题。接到任务的那一刻，心脏像是被注入了一针兴奋剂，砰砰直跳。当晚躺在宿舍硬邦邦的床铺上，脑海里反复预演着采访可能遇到的场景、该提的问题、甚至如何与那些遥不可及的足球明星交流，兴奋与紧张交织，险些失眠。
第二天一早，带着黑眼圈赶到报社，我才从邱老师那里得知，我并不需要去比赛现场直面那些大牌球星。我的任务是配合前方记者，搜集整理相关的背景新闻素材，比如本地球迷的反应、赛事筹备情况以及巴西队的历史战绩等等。兴奋感稍稍降温，但责任感依旧。整个上午，我都在不停地打电话，联系本地的球迷协会、体育院校的相关人士。在翻找通讯录时，肖景明的名字一闪而过，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按灭了屏幕。有些界限，既然划下了，就不该再轻易跨越。
中午在报社食堂吃饭时，秋英端着餐盘凑过来，抓着我就她接下来要做的本土漫画产业的选题问了好几个问题，我一边扒拉着饭菜，一边给她提供了一些思路。饭后，邱老师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大杯汤药，说是报社统一煎煮的预防感冒的中药，逼着我们几个实习生灌了下去，苦得我龇牙咧嘴。
下午，真正的“外勤”任务来了。邱老师安排我和部门里一个叫罗曼的男实习生，还有一个来自体育学院的男实习生，一起去采访在羊城生活的巴西人，听听他们对本国球队来访的看法。我们找到了一位来自里约热内卢的厨师。然而，沟通成了最大的障碍。他只会说葡萄牙语和极其有限的英语。我的口语更是磕磕绊绊。但任务在身，我只能硬着头皮，和罗曼一道完成了采访。结果却出人意料，那位厨师与我们相谈甚欢，还给了我们另一个巴西朋友的联系方式。
回程的公交车上，体院男生闷闷不乐。他的英语非常差，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完全插不上话，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回到报社，他却展现出了“成熟”的一面，利用我们采访到的基础素材，加上一些体育数据和套话式的评论，快速整合了一篇看似完整的稿件，以他个人的名义提交了上去。我和罗曼辛苦采访来的核心内容，成了他笔下轻描淡写的背景补充。
第二天一早，我照例先去报栏看当天刚出的报纸。当在体育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到那篇短讯时，我忍不住低低地欢呼了一声。 尽管署名不是我，但看到自己参与的劳动成果变成了铅字，一种微小的成就感，让我的心情瞬间轻盈起来。
晚上，部门组织实习生集体观看备受瞩目的中巴足球对抗赛的电视直播。星光熠熠的巴西队明显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像是在完成一场商业秀，最终与中国队平局收场。比赛结束后，我写下了一篇短评，用略带幽默的笔触，描绘了这场“慈善赛”的轻松氛围和球星们的“表演”姿态，字里行间透着一股看透不说破的机灵劲。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将稿子交给邱老师审阅。他快速浏览了一遍，点了点头：“写得不错，角度挺巧，有点灵气。” 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肯定，让我开心了一个晚上。
然而，轻松的氛围是短暂的。随着实习的深入，同学之间的竞争开始变得激烈起来。大家私下里会比较谁的发稿量多，谁的稿件占的版面大，谁的实习老师更器重自己。甚至开始流传起一些真假难辨的八卦，比如有同学和带她的年轻记者关系过于密切，传出了绯闻，后来才知道，那多半是其他心生嫉妒的同学编派出来的。这种无形的压力，让人不敢有丝毫松懈。
这天，我一大早赶到报社，想趁着上午安静多看看资料，找找选题。突然，部门一位叫桃子姐的女记者打来电话，语气急促地让我立刻下楼，跟她一起去采访正在羊城集训的中国女足。
我心中狂喜，挂了电话就抓起采访包往外冲。可是，在报社大楼门口左等右等，却连桃子姐的影子都没看到。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焦急地拨通了她的电话：“喂，桃子姐！我到报社楼下了，没看到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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