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陈律师仿佛瞬间转换了角色，他深吸一口气，眼神中的犀利锋芒被一种沉痛的理解所取代。他成为了那四名幸存者的辩护人，试图为在深渊中挣扎的人性寻求一丝宽宥。
“但是，尊敬的……先生（他看向顾愔），我们必须，我必须，恳请法庭看到这个案件的另一面，那被黑暗和绝望所笼罩的一面：他们，或许无罪，或者，其罪责应获得极大幅度的、乃至彻底的减免。”
“1. 法律秩序的暂时性死亡与‘自然状态’的回归！”他的声音中注入了一种为绝境辩护的悲怆，“当我们剥去文明的外衣，当我们设想那五个人被深埋于地底，与外界一切法律、道德、宗教、习俗——这些构成我们所谓‘社会’的全部要素——完全隔绝时，他们实际上经历了一次可怕的‘时光倒流’。他们回归到了霍布斯、洛克、卢梭所论述的‘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维系个体和群体存续的‘自然法’——那最原始、最强大的生存本能，成为了支配行为的最高准则。用我们这套建立在‘社会状态’基础上的、精致而复杂的法律体系，去审判一个在‘自然状态’下，为了群体不至于全体灭亡而做出的、痛苦万分的抉择，这本身是否构成了一种‘法的时空错位’？一种对法律适用范围的根本性‘僭越’？”
“2. 后果的功利主义权衡——悲剧中的渺小希望！”他引用了边沁、密尔的学说，尽管声音沉重，“牺牲一个即将必然死去的个体（在无法支撑到救援的前提下），拯救四个尚有生存希望的个体。从一个纯粹的结果论视角来看，这个行为确保了群体的一部分得以存续，避免了‘全体死亡’这一绝对意义上的、无法挽回的悲剧。法律的终极目的之一，难道不也包括了维护社会（哪怕是微缩的、临时的洞穴社会）的存续吗？此行为在那种极端条件下，客观上符合了这一深层目的。如果我们严格依照常规法律，判处这四人极刑，导致本可避免的死亡数字从‘一’变为‘五’，这是否就真正实现了法律的‘正义’？还是仅仅满足了一种形式上的、却可能导致更坏结果的‘报应’？”
“3. 巨大的心理胁迫与理性崩溃的境地！”他开始从心理学角度切入，语气带着深深的同情，“我们这些坐在明亮、安全、温饱无忧的房间里的人，永远无法真正体会，在那种绝对的黑暗、逐渐侵蚀身体的饥饿、日益逼近的死亡恐惧、以及与外界一切希望联系断绝的封闭环境中，个体的理性思考能力、道德约束力会遭受何等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做出的决定，并非在完全自由、清醒的意志下产生的，而是在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心理胁迫和群体性恐慌压力下，一种近乎本能反应的产物。法律，难道应该强求普通人在这种堪比地狱的极限情境下，做出如同圣贤哲人般完美、无私、绝对符合道德律令的抉择吗？这难道不是一种不人道的、脱离现实的苛求吗？”
“4. 最初的提议与‘默许’的幽灵！”他指出了案件中一个关键而微妙的细节，“请法庭注意，最终被牺牲的成员，他本人，正是这个抽签办法的最初提议者！这至关重要！这至少表明，在某个时间点，他本人内心是认可，或者至少是愿意将这种看似公平的方式，作为解决绝境难题的一种可能途径。尽管他后来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反悔，但这种最初的提议，是否构成了一种对后续行为的某种程度的‘事前默许’或‘心理铺垫’？这与其他四人完全无端地、蓄意地选择一名受害者，在主观意图和情节上，存在着微妙但绝不容忽视的区别！这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余四人行为的主观恶性？”
陈律师的语速越来越快，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在他口中激烈地交锋、碰撞，仿佛他一个人的胸膛里，就容纳了整个司法系统对于此案的巨大分歧与痛苦挣扎。他的额头甚至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显示出这内在辩论的消耗之大。
“看！这就是困境！这就是法律的迷宫！”他最终总结道，声音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困惑、疲惫，以及一种对绝对答案的深切渴望，“站在法律那纯净的、由逻辑和原则构筑的高地上，我们可以，我们也应该，毫不犹豫地宣判他们有罪，以扞卫生命权的神圣。但……但是，若我们动用哪怕一丝一毫的想象力，尝试将自己代入那个冰冷、黑暗、饥饿、绝望的地狱般的洞穴，去感受那逐渐熄灭的生命之火，去倾听那死亡逼近的脚步声，我们心中那架正义的天平，是否还能如此纹丝不动？是否还能如此坚定不移地指向同一个方向？”
“法律条文本身，或许是清晰的，白纸黑字。但将此案生硬地、不加辨析地直接套入现有的条文框架，得出的结论或许在形式上完美符合‘法理’，但它在实质上，是否会远离了某种更为基础的、关乎人类极端处境与艰难选择的‘实质公正’？我今日前来，并非奢求您给我一份具体的判决书。不，我寻求的，是一种……视角。一种能超越我们现行法律框架的局限性，如同这座神奇的酒馆本身一样，立于万界规则的裂隙之处，以一种更宏大、更超然的眼光，来审视此事的……‘界碑’式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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