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浩东从病房里出来,欧阳羽霞跟在后面,两人沿着走廊走到楼梯间。
楼梯间里很安静,只有远处传来的脚步声和推车滚轮摩擦地面的声音。
“汤伟就是凶手,对吗?”欧阳羽霞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在空旷的楼梯间里还是产生了回音。
林浩东没有回答,只是靠在墙上,双手插在裤兜里,看着楼梯间里那扇落满灰尘的窗户。
“你知道他是凶手,你还帮他老婆孩子?”
“我没有帮他。”林浩东说,“我帮的是那个孩子。四岁的孩子,不应该因为父亲的错误失去活下去的机会。”
欧阳羽霞沉默了。
她知道林浩东说得对,但她心里就是有一道坎过不去——
一个杀人犯的老婆孩子,该不该帮?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她问,“从早上肖局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林浩东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欧阳羽霞看不懂的东西,不是得意,不是无奈,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说又是我算出来,你信吗?”
“信。”欧阳羽霞毫不犹豫地说,“现在你说什么我都信。”
这句话说出来以后,她自己都愣了一下。
楼梯间里安静得能听到两个人的呼吸声,一浅一深,交织在一起,像一首没有旋律的二重奏。
林浩东看着她,她的脸在楼梯间昏暗的光线里显得柔和而温暖,像一个刚出炉的面包,让人想伸手去碰一下,但又怕烫着。
“走吧。”林浩东直起身,“回去等消息。”
两人走出医院,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阳光洒在街道上,把整条路照得白花花的。
路边的小贩在叫卖着西瓜和桃子,声音此起彼伏,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林浩东站在医院门口,抬头看了看天空。
天很蓝,云很白,一架飞机拖着长长的尾迹云从头顶飞过,像一条白色的丝带飘在蓝色的绸缎上。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
是肖建军打来的。
“浩东,汤伟来投案了。”
林浩东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地吐出来。
他不是早就知道这个结果了吗?
但为什么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什么东西沉了一下?
“好。”他说,“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他看着欧阳羽霞:“走吧,去局里看看,听说汤伟去自首了。”
欧阳羽霞的表情变了又变,最终归于平静。
她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发动车子,挂挡,松手刹,踩油门,动作一气呵成,流畅得像排练过很多次。
车子汇入车流,朝着云岭县公安局的方向驶去。
两人到了公安局,肖建军已经在审讯室外面等着了。
他靠在走廊的墙上,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灰已经很长了,一直没有弹掉,像一根快要断掉但又没有断的灰色细线。
“在里面。”肖建军用下巴指了指审讯室的门,“来了半个多小时了,一见到警察就说‘我杀了人,我来投案’。”
“交代了?”林浩东问。
“交代了。从头到尾,怎么杀的,怎么分的,怎么抛的,埋在哪儿,全交代了。跟咱们掌握的情况基本吻合。”
肖建军弹掉烟灰,把烟叼在嘴里,声音含混不清,“这小子,不像是来投案的,更像是来求死的。”
林浩东没说话,只是透过审讯室的单向玻璃看着里面。
汤伟坐在审讯椅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不清表情。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T恤,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头发乱糟糟的,像一个几天没睡觉的人。
对面的审讯桌上坐着两个警察,一个在记录,一个在问话。
问话的警察说了什么,汤伟抬起头,回答了一句,然后又低下头。
就是抬头的那一瞬间,林浩东看到了他的脸。
那是一张年轻的脸,二十八岁,应该正处于人生最好的年华。
但那上面没有年轻人该有的朝气,没有希望,没有憧憬,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种东西——绝望。
深入骨髓的、无法逆转的、像癌症一样已经扩散到全身每一个细胞的绝望。
林浩东转过身,不想再看下去了。
他见过太多这样的脸,在审讯室里,在法庭上,在监狱里,在看守所的会见室里。
每一张脸上都写着同样的东西——后悔,但来不及了。
“肖局,案子结了,我们该走了。”林浩东说。
肖建军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行。今天走还是明天走?”
“今天。丽都那边还有事。”
“那我就不留你们了。”肖建军伸出手,“浩东,这次谢谢你们。下次来云岭,提前打电话,我请你喝酒。”
林浩东握住了他的手,用力摇了摇:“肖局,您别总说喝酒,您那身体,再喝就真该退休了。”
肖建军笑了,笑得很爽朗:“退休好啊,退休了就能天天喝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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