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浩东从病房里出来，欧阳羽霞跟在后面，两人沿着走廊走到楼梯间。
楼梯间里很安静，只有远处传来的脚步声和推车滚轮摩擦地面的声音。
“汤伟就是凶手，对吗？”欧阳羽霞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在空旷的楼梯间里还是产生了回音。
林浩东没有回答，只是靠在墙上，双手插在裤兜里，看着楼梯间里那扇落满灰尘的窗户。
“你知道他是凶手，你还帮他老婆孩子？”
“我没有帮他。”林浩东说，“我帮的是那个孩子。四岁的孩子，不应该因为父亲的错误失去活下去的机会。”
欧阳羽霞沉默了。
她知道林浩东说得对，但她心里就是有一道坎过不去——
一个杀人犯的老婆孩子，该不该帮？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她问，“从早上肖局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林浩东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欧阳羽霞看不懂的东西，不是得意，不是无奈，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说又是我算出来，你信吗？”
“信。”欧阳羽霞毫不犹豫地说，“现在你说什么我都信。”
这句话说出来以后，她自己都愣了一下。
楼梯间里安静得能听到两个人的呼吸声，一浅一深，交织在一起，像一首没有旋律的二重奏。
林浩东看着她，她的脸在楼梯间昏暗的光线里显得柔和而温暖，像一个刚出炉的面包，让人想伸手去碰一下，但又怕烫着。
“走吧。”林浩东直起身，“回去等消息。”
两人走出医院，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阳光洒在街道上，把整条路照得白花花的。
路边的小贩在叫卖着西瓜和桃子，声音此起彼伏，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林浩东站在医院门口，抬头看了看天空。
天很蓝，云很白，一架飞机拖着长长的尾迹云从头顶飞过，像一条白色的丝带飘在蓝色的绸缎上。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
是肖建军打来的。
“浩东，汤伟来投案了。”
林浩东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地吐出来。
他不是早就知道这个结果了吗？
但为什么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什么东西沉了一下？
“好。”他说，“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他看着欧阳羽霞：“走吧，去局里看看，听说汤伟去自首了。”
欧阳羽霞的表情变了又变，最终归于平静。
她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发动车子，挂挡，松手刹，踩油门，动作一气呵成，流畅得像排练过很多次。
车子汇入车流，朝着云岭县公安局的方向驶去。
两人到了公安局，肖建军已经在审讯室外面等着了。
他靠在走廊的墙上，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灰已经很长了，一直没有弹掉，像一根快要断掉但又没有断的灰色细线。
“在里面。”肖建军用下巴指了指审讯室的门，“来了半个多小时了，一见到警察就说‘我杀了人，我来投案’。”
“交代了？”林浩东问。
“交代了。从头到尾，怎么杀的，怎么分的，怎么抛的，埋在哪儿，全交代了。跟咱们掌握的情况基本吻合。”
肖建军弹掉烟灰，把烟叼在嘴里，声音含混不清，“这小子，不像是来投案的，更像是来求死的。”
林浩东没说话，只是透过审讯室的单向玻璃看着里面。
汤伟坐在审讯椅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不清表情。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T恤，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头发乱糟糟的，像一个几天没睡觉的人。
对面的审讯桌上坐着两个警察，一个在记录，一个在问话。
问话的警察说了什么，汤伟抬起头，回答了一句，然后又低下头。
就是抬头的那一瞬间，林浩东看到了他的脸。
那是一张年轻的脸，二十八岁，应该正处于人生最好的年华。
但那上面没有年轻人该有的朝气，没有希望，没有憧憬，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种东西——绝望。
深入骨髓的、无法逆转的、像癌症一样已经扩散到全身每一个细胞的绝望。
林浩东转过身，不想再看下去了。
他见过太多这样的脸，在审讯室里，在法庭上，在监狱里，在看守所的会见室里。
每一张脸上都写着同样的东西——后悔，但来不及了。
“肖局，案子结了，我们该走了。”林浩东说。
肖建军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行。今天走还是明天走？”
“今天。丽都那边还有事。”
“那我就不留你们了。”肖建军伸出手，“浩东，这次谢谢你们。下次来云岭，提前打电话，我请你喝酒。”
林浩东握住了他的手，用力摇了摇：“肖局，您别总说喝酒，您那身体，再喝就真该退休了。”
肖建军笑了，笑得很爽朗：“退休好啊，退休了就能天天喝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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