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的春天，像是被老天爷硬生生掐断了温柔的尾巴。刚过惊蛰，本该是细雨润田、草木抽芽的时节，豫中平原的天空却反常地澄澈得刺眼——没有一丝云絮，没有一缕风烟，只有一轮赤金色的太阳，早早便悬在东边的天际，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慢悠悠地挪向天空正中。
谁也没料到，这竟是一场灾荒的开端。
起初，人们还念叨着春雨贵如油，盼着一场透雨能解了土地的干渴。可日子一天天过去，太阳的性子愈发暴戾起来。它不再是春日里那温和的暖阳，也不是夏日里偶尔藏进云层的烈阳，而是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毫无感情的白炽眼睛，冷漠地、死死地盯着这片土地。它的光芒带着一种近乎残酷的白芒，刺得人睁不开眼，晒得人皮肤发烫，将天地间的一切都剥去了鲜活的色彩——远处的树木褪去了深绿，变成了灰扑扑的浅黄；村头的土墙被晒得褪了皮，露出里面斑驳的黄土；就连人们身上的粗布衣裳，也在日复一日的暴晒下，泛着陈旧的白，仿佛一捏就会碎成粉末。
雨水成了那年最吝啬的过客。整个春天，天空只飘过三次稀薄的灰云。第一次，天际滚过几声闷雷，像是老天爷打了个哈欠，村民们连忙扛起锄头跑到田埂上，仰着头盼着雨点落下。可那云太轻太薄，不等人们脸上的期盼完全绽开，几滴零星的雨珠刚触到干裂的土地，便滋啦一声消失了，只留下几点深色的印记，转眼就被干热的风卷得无影无踪。第二次，乌云倒是聚得厚了些，可风一吹，便朝着北边飘去，留给豫中平原的，只有一阵带着尘土的热风，吹得人喉咙发紧。第三次，终于落下了一场雨，可那哪里是雨，分明是细小的泥点，打在人脸上生疼，落在地里，连表层的泥土都没能浸湿，反而让土地变得更加板结。
从春到夏，太阳的炙烤从未停歇。田野里，原本该是绿意盎然的庄稼，如今只剩下稀稀拉拉、枯黄萎顿的几根。麦苗刚抽穗就被晒得焦了尖，稻禾还没灌浆就弯下了腰，玉米秆细得像柴火棍，顶端的玉米苞只有拳头大小，外壳干枯发脆，剥开一看，里面全是干瘪的颗粒，咬在嘴里硌得牙生疼。这些曾经承载着一家人温饱希望的庄稼，如今像垂死老人头顶残存的发丝，在热风中无力地摇晃，仿佛下一秒就会被连根拔起。
陈秀芝每天都会去田头看看。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裤脚挽到膝盖，露出被晒得黝黑粗糙的小腿。她的脚步很轻，像是怕惊扰了这片早已奄奄一息的土地，可脚下的泥土还是发出了“沙沙”的脆响——那是土地干裂后，泥土相互摩擦的声音。曾经松软肥沃的土地，如今坚硬得如同烧焦的陶片，表面布满了纵横交错的裂痕。那些裂痕深得吓人，窄的能塞进一根手指，宽的足以伸进小孩的手掌，像大地上无法愈合的丑陋伤疤，蔓延向远方，一直延伸到村前那条运河的岸边。陈秀芝蹲下身，用手指轻轻触碰那些裂痕，指尖传来的是滚烫的、粗糙的触感，没有一丝水分。她试着挖起一小块泥土，泥土一捏就碎，变成了细小的粉末，从指缝间滑落，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村前的运河，是全村人的生命之源，也是陈秀芝和丈夫时常驻足的地方。往年这个时候，运河里水波荡漾，清澈的河水顺着河道缓缓流淌，岸边长满了绿油油的水草和不知名的小野花，微风拂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带着湿润的水汽，吹散夏日的燥热。那时，她常会和丈夫并肩坐在运河边的老槐树下，看着往来的货船缓缓驶过，听着船工们浑厚的号子声，偶尔还会捡起岸边的石子，轻轻丢进河里，看着水花溅起，心里满是对日子的安稳期盼——他们虽还没有孩子，却总想着等庄稼丰收了，把日子过得再宽裕些，再好好盼一个娃娃来添喜。可如今，运河早已没了往日的模样，河床大面积裸露出来，曾经流淌着清波的河道里，只剩下大片大片被晒得发白的、板结的淤泥。淤泥龟裂成无数不规则的块状，边缘卷曲翘起，像一片片干枯的鳞甲，踩上去咔嚓作响，稍一用力就会碎裂。河底的石头被晒得滚烫，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偶尔能看到几条早已晒干的小鱼，蜷缩着身体，变成了坚硬的鱼干，像是运河留给这片土地的最后叹息。
村里的水井也渐渐见底了。起初，人们还能打上来半桶水，虽然浑浊，却也能勉强饮用。可随着旱情加重，水井的水位一天天下降，打上来的水越来越少，越来越浑浊，带着一股浓重的土腥气。后来，人们需要用长长的绳子拴着水桶，才能勉强打到一点点水，那水像泥浆一样，需要沉淀很久才能饮用。为了节约用水，村民们不再洗衣洗菜，甚至连脸都很少洗，男人们的脸上满是胡茬和尘土，女人们的发梢干枯打结，唯有一双双眼睛，藏着化不开的焦虑。陈秀芝和丈夫更是省着用水，一盆水要先洗脸，再用来浇院子里那棵快要枯死的月季花——那是他们结婚时，丈夫从镇上买来的，如今也蔫头耷脑，叶子落得只剩几片，勉强维系着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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