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支明军的肆虐之下，不过两日光景，彰武周边便已是一片狼藉。
刘文秀立马一处尚在冒烟的废墟旁，脚下踩着的，是烧得发黑的梁木。
他听着斥候关于更远方情况的回报，眉头微挑，知道在彰武破坏的目的已然达到。
但他心里清楚，仅仅在这边境地带掀起风浪，还不足以让黄台吉感到切肤之痛。
要让那位坐镇锦州的鞑酋真正寝食难安，就得把这把火，烧到鞑子的腹心之地去。
很快，他将麾下主要将领尽数召集来。
刘文秀在舆图划出三道箭头，下达了分兵进击的命令。
他让副将张修齐，率三千轻骑、三千蒙古义从，立刻奔袭赫图阿拉。
那里是建奴的龙兴之地，虽自黄台吉迁都盛京后，此地地位已大不如前，却是鞑子宗庙陵寝的所在，于鞑子而言，意义非凡。
刘文秀强调，若赫图阿拉城防坚固，骑兵难以强攻，便不必徒耗兵力，但务必将周边百里之地清扫得鸡犬不留、片瓦难存，要让黄台吉知道，他的祖坟边上，也绝无安宁之日。
接着，他又点了副将秦越的名，令其率五千轻骑、五千蒙古义从，直扑辽阳。
辽阳曾是辽东第一重镇，虽不及盛京如今的繁华鼎盛，却是辽东腹地人口财赋汇聚之所，更是后金转运粮草军械的要冲。
刘文秀给秦越也是同样要求，若城池难破，便弃攻城之念，专事扫荡周边，要让辽阳变成一座被烈火与死亡围困的孤城。
剩下的明军，刘文秀亲自带着，直捣鞑子的伪都盛京。
最后，他再次重申，铁律只有一条，“不准奸淫，违者立斩！其余诸事，悉听尔等任意处置！”
……
李自成带着残部自北京西直门仓皇西遁时，如同惊弓之鸟，身后是已被周天琪、罗火掌控、正在恢复秩序的京师，前方则是危机四伏的归途。
刚出城时，队伍尚有三万之众，主要约一万多自陕西起兵的老营骨干，外加一万多在关中收降的外营明朝边军，以及少量裹挟的民夫。
但这支队伍的心气，早已在丰台惨败、卢沟桥崩溃和仓皇撤离北京的连环打击下，跌落到了谷底。
他们离开北京后不久，周天琪与罗火就光复了京师，在稳定城内秩序的同时，他们就命孙安仁与黄得功，率领两万精锐骑兵，沿着李自成西逃的踪迹，衔尾急追。
明军的骑兵个个轻装简从，只带数日干粮，马匹精良，士气高涨，与李自成那支“负重前行”的队伍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负重”，成了李自成残部最大的催命符。撤离时，几乎每个将领、每个老营兵，都舍不得他们在北京“追赃助饷”中攫取的巨额金银财宝。
大车小车，骡马驮载，甚至不少人自己身上都塞得鼓鼓囊囊。
这些平时人人喜爱的黄白之物，此刻却成了拖慢逃命速度的负担，出北京不久，官道开始变得不平整，车队在崎岖不平的官道上艰难行进，速度缓慢。
屋漏偏逢连夜雨，当队伍接近涿州时，就收到前面的探马的报告，涿州城头飘扬的已非大顺旗帜，再次换成了大明的旗帜！
原来，卢方舟以“定北侯、督师天下兵马”名义发出的命令檄文，已快马传至各地。
涿州守军本就是从明军投降而来，这两日听闻定北侯的人马已经光复京城，李自成溃逃，知道流寇已经大势已去，哪还有半点犹豫，立刻再次易帜反正，并紧闭城门，士卒上城戒备。
李自成闻报，心头一紧。
他不敢冒险让大队人马直接从涿州城下穿过，谁知道城头会不会突然射下冷箭、打下铳子？
万一引发惊慌，以现在的状况，队伍瞬间就会炸营。无奈之下，只得下令全军绕城远行，多走数十里冤枉路。
时间，就在绕行中白白流逝，而身后追兵的马蹄声，仿佛就在耳畔，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好不容易绕过涿州，抵达真定，情况更糟。
这里本就是周天琪大败刘芳亮南线顺军的地方，虽然明军主力随着周天琪去了京师，但留守的是宣府的辅兵。
真定城门同样紧闭，城头刀枪旗帜林立。
李自成只能再次绕行。
连续绕城，不仅极大延误了行程，更给全军上下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们感觉自己已如丧家之犬，天下虽大，却再无一处可安心通过的城池，仿佛每一座城垛后面，都有无数双充满敌意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追兵的压力与绕行的疲惫，终于迫使李自成他们做出了痛苦选择，必须丢下那些影响速度的车马，舍弃大部分财物。
尽管每个人都心如刀割，特别是刘宗敏等人，京师追赃助饷的日日夜夜，他们辛辛苦苦、用尽手段，才从那些勋贵官绅手里榨出这些钱财，如今却要白白丢弃！
可生死关头，金银终究抵不过性命。
于是，那些车队被抛弃在路旁，大锭的银两、成箱的珠宝被无奈地遗弃，只余下最轻便、最值钱的细软等物，由个人揣在怀里继续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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