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驿站的条件得以改善，互助金制度亦稳固了人心。
然而，晏安在审阅全国商税与货流图时，敏锐地洞察到一个更为根本的瓶颈。
她于政事堂召见了包拯与户部、工部要员，手指划过地图上汴京这个巨大的节点，语气沉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诸位请看，南北货殖，至汴京而滞塞，南船止于斯，北货积于此。非我大宋物产不丰，实因物流之网，唯有主干，缺乏毛细血管。货不能畅其流，则民不能尽其利，国不能收其税。”
她随即抛出了一份由公孙策主导、心腹辅之连夜起草的《漕陆联运疏》。
此疏不仅规划了连接漕运干线、标准化马车队与内河小船的转运枢纽，更核心的是，它剑指地方治理的痼疾——让仁宗下旨，尽革天下私设“过路费”，统一征收低于旧税总和的“联运税”，并由新设的“漕陆联运司”直接派员征收，税款直入国库。
此疏一经在朝会提出，便如巨石入水，激起千层浪。
“晏相此议，实乃与地方争利，动摇国本！”陈御史率先发难，他身后站着一大批脸色难看的地方官员和与地方利益勾连的京官，“各地关卡之费，乃补充地方用度之常例，岂能一概革之？”
“祖制岂容轻改！此例一开，地方财政困窘，必生祸乱！”另一位勋贵高声附和。
朝堂之上，反对之声甚嚣尘上。
利益受损的集团联合起来，其力量不容小觑。
晏安虽据理力争，以“降低物流成本、激发全国商机、长远来看利大于弊”相驳，但在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面前，一时间也难以推动。
关键时刻，南清宫定鼎。
狄娘娘并未直接干政，而是在一场皇室家宴后，与仁宗品茗闲谈。
“陛下可知，前日内府为筹备万寿节，欲采买一批江南奇石，算下来，石价不过百金，然各州县‘过路’之费，竟数倍于石价本身。长此以往，非但宫用维艰，天下商贾，亦恐怨声载道，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寸步难行，皆需买路’。”
她语气平和，如同闲话家常，却字字珠玑。
八贤王在旁，亦缓声道：“亲王们封地上的些许收益，与国库丰盈、天下商路畅通相比，孰轻孰重，陛下圣心独断。”
仁宗素来仁孝，且深知养父母见识深远。
此言一出，他顿时明了《漕陆联运疏》背后更深层的意义。
这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收归财权、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巩固中央权威的政治举措。
翌日早朝，仁宗态度转为坚决，力排众议，准了晏安所奏。
获得皇室最高背书后，晏安展现出其身为丞相的雷霆手段。
其一，设立专司，明定规矩。
她立刻以丞相名义，直接下令户部、工部、兵部协同，成立“漕陆联运司”，由公孙策兼任首任主事统筹规划。调格物院工匠研发标准化车船，户部核定统一税率，兵部协防关键路线。
其二，授权开封府，清除路障。
针对最顽固的地方关卡，她授包拯先斩后奏之权：“新政推行，凡有阻挠国策、阳奉阴违者，无论背景，开封府可先行拿下，依律严办，事后禀报。”
其三，分化瓦解，利益置换。
对于利益受损最重的宗室勋贵，狄娘娘与八贤王则利用其超然地位，在私下进行安抚与谈判。或允许其优先承包联运路线的业务，或从其封地其他方面给予补偿，巧妙地瓦解了反对联盟中最顽固的核心。
权力链条高效运转。
晏安与公孙策坐镇中枢，运筹帷幄，制定联运标准、税率和路线，处理全国性协调问题。
包拯则是最锋利的剑。
他派展昭率开封府精锐，持丞相府与开封府双重令牌，巡查主要联运干道，遇私设关卡、勒索商队者，当场执法，权贵亦不姑息。
四大护卫则分赴各地，监督驿站改建、车船制造，确保政策落地。
穆桂英在接到晏安以丞相身份发出的密信后，派杨宗保调动边军斥候，伪装成商队护卫，清剿了几股与地方势力勾结、专门抢劫联运商队的悍匪，用边关的雷霆手段为国内经济命脉保驾护航。
这张由丞相府设计、南清宫背书、开封府执法、边军协防共同织就的联运巨网，其效果是颠覆性的。
物流成本骤降，市场壁垒被打破，南北货物流通效率倍增，商税大幅增长，国库收入迎来新的高峰。
更重要的是，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初具雏形。
无数百姓依附于此网络谋生，社会更加稳定，偏远地区的物产得以输出，生活必需品得以输入，民生得以改善。
联运网络成为了最可靠的战略投送系统，兵员调动、军械补给，尤其是格物院精密零件、军粮运输的效率与安全性得到质的提升。穆桂英特意来信，盛赞此网为“国之动脉，胜似十万雄兵”。
站在政事堂内，看着标志着联运网络已覆盖全国的巨幅地图，晏安对包拯郑重一礼：
“新政得以推行，全赖包大人与开封府上下，在前方为我披荆斩棘。”
包拯肃然还礼：“晏相谋国深远，魄力非凡。开封府唯谨遵号令，护法安民，以报朝廷。”
南清宫，狄娘娘听着晏安派人汇报的成果，向一旁的八贤王感慨，眼中满是骄傲：
“我们的安安，已真正成长为能执掌国柄、泽被苍生的参天大树了。”
至此，一场深刻触及利益格局的漕运变革，在清晰的权力链条驱动下，终于冲破了重重阻碍，将大宋的富国之路，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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