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供词堪称“完美”的弃卒保车范本——承认足够分量的错误以显示“悔悟”（足以让他丢官罢职、家产抄没），却巧妙避开了所有足以让他和温家万劫不复的死罪。显然，这位老谋深算的权相，在入狱前就已想好了如何最大限度地保全家族血脉（尤其是太子）和自己的身后名。
顾临风知道他在撒谎，至少在“是否知晓丹药有毒”和“与‘蛛网’关联”这两点上，温慎行绝对不可能干净。但他拿不出直接的、能击穿温慎行心理防线的铁证。温慎行交出的那些账册，已经被证明是经过筛选的、指向柳弘而尽量撇清他自己的部分。其人心思之缜密、手段之老辣，可见一斑。
至于赵文璟，则更令人意外和棘手。这位以刚直、清廉着称的老御史，在朝堂上曾第一个站出来附议萧烬，要求彻查先帝案。他的倒向，在当时对动摇中立官员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随着调查深入，顾临风和陆清然发现，赵文璟与柳弘集团之间，并非全无瓜葛。数年前，赵文璟一位颇为器重的门生，曾卷入一场科场舞弊风波，最后是柳弘暗中出力，将事情压了下去，保住了那门生的前程，也保住了赵文璟的清誉（至少表面如此）。此外，赵文璟的妻族中，有一支与柳家旁系有姻亲关系，且其妻弟曾通过柳弘的门路，做过几笔利润丰厚的官盐买卖。
这些“把柄”和“人情”，在柳弘权势熏天时，或许不算什么，赵文璟也一直与之保持着看似疏离、实则微妙的关系。但在柳弘倒台、彻底清算的背景下，这些就成了赵文璟无法洗脱的“污点”。他既恐惧被归为柳党余孽，身败名裂，又因自己曾在某些事情上“默许”或“受益”而内心备受煎熬，更怕牵扯出更多不堪的旧事。
因此，在审讯中，赵文璟表现得极为矛盾和痛苦。他时而激昂陈词，痛斥柳弘，表明自己与之划清界限的决心；时而又眼神闪躲，对某些细节问题含糊其辞，尤其涉及那位门生和妻弟之事时，更是支吾难言。他坚称自己对弑君案毫不知情，也否认与“蛛网”有关，但那种深入骨髓的、对自身“不干净”的恐惧，让他无法像温慎行那样“平静”地编织谎言，反而显得漏洞百出，更惹人怀疑。
顾临风敏锐地察觉到了赵文璟的这种心理状态。他没有像对待刘启山那样强攻，也没有像对待温慎行那样周旋，而是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将陆清然整理的、关于芸娘案和陆文渊案中，可能与都察院监察不力、或当年某些御史（包括赵文璟的下属）受到压力而未能深入追查的疑点，一条条摆在他面前。
“赵大人，”顾临风的声音在昏暗的牢房里显得格外清晰，“您素以刚直闻名，下官亦是敬佩。然，先帝被害，芸娘沉尸，陆文渊蒙冤流放失踪……这一桩桩，都发生在您监察百官的眼皮底下。即便您未直接参与，但这‘失察’之责，真的仅仅是‘失察’吗？还是说，有些眼睛，看到了不该看的，却因为某些原因，选择了闭上？”
赵文璟的脸色在火光下变得惨白，身体微微颤抖。他看着那些卷宗上冰冷的字句，仿佛看到了芸娘在枯井中腐烂的尸身，看到了陆文渊在流放路上可能遭遇的截杀，看到了自己当年因为门生之事，在收到某些关于柳家异常举动的风声时，那一声选择性的沉默……
“我……我……” 他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完整的声音。巨大的道德负罪感和对身败名裂的恐惧，如同两座大山，将他挤压得几乎窒息。
就在顾临风以为即将取得突破时，赵文璟却猛地抱住了头，发出一声野兽般的低吼：“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柳弘的事，与我无关！陆文渊……我不认识他！你们……你们休想构陷于我！” 他竟在最后关头，又缩回了那坚硬的自我保护壳中，只是眼中那深刻的恐惧与挣扎，出卖了他内心的滔天巨浪。
审讯，陷入了僵局。
直到七日后，一份由温慎行亲笔书写、长达数万字、盖有其私印和血指模的《认罪伏法书》，被狱卒战战兢兢地呈到了顾临风案头。
顾临风展开这份沉甸甸的供状，越看，眉头皱得越紧。
供状中，温慎行以极其详尽、甚至琐碎的笔触，“回忆”并“承认”了与柳弘交往的诸多细节。包括柳弘如何向其透露对先帝“日渐专断”的不满，如何暗示“需用些手段让陛下更听话”，他又是如何“糊涂”地默许，甚至在一些场合帮忙转圜、提供便利。他详细列举了数次柳弘通过他向太医院施压、干扰对丹药的严格查验；承认了自己在得知陆文渊可能掌握对柳弘不利的证据后，默许了刑部对陆文渊的构陷和快速结案；也供认了柳弘曾试图通过他，将“蛛网”的部分人员安插进一些不太重要的清水衙门，但他“出于谨慎”未敢答应……
供状写得情真意切，悔恨交加，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被柳弘权势裹挟、步步深陷、最终无法自拔的悲剧角色。几乎承认了除直接动手弑君和掌控“蛛网”之外的所有次要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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