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人指责进攻金陵的时机过早，认为必定导致军队疲惫、粮饷耗尽；也有人主张应当撤除对金陵的包围，以击退各路增援的敌军。在众说纷纭、局势混乱之际，曾国藩始终意志坚定，毫不动摇。他卧薪尝胆，以超乎寻常的坚韧，最终以少胜多，在绝境中扭转战局。
等到局势完全稳定后，曾国藩对同僚们说：“古人曾说忧患能摧残人的身心，这几个月我真是心力交瘁！幸好仰仗国家洪福，才得以保全性命。如今一病不起，实在是精力已经耗尽了啊。”
曾国藩取得的胜利数不胜数。唯独这几年最为艰难，在成败存亡的紧要关头，他孤注一掷拼死抗争；在危机四伏、局势动荡之际，他百折不挠始终坚持。这正是因为他的志向和信念，从不会因生死安危而改变。
古代名臣为国尽忠，最重视举荐贤才辅佐君主。曾国藩在京城任职时，就已注重考察人才。后来统兵征战，更是勤于访求贤能。即使只有一技之长的人，他也会选拔任用，并多方培养使其成才。他历年举荐的人才，以及与他共同砥砺忠义之志的部属，如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刘腾鸿都战死沙场；塔齐布、李续宜、萧捷三、江忠义则因积劳成疾而亡。
这些事迹都已载入史册。他幕府中的僚属、部将和士卒，有的从书生逐步升任封疆大吏，有的从低级军官被提拔为统兵大将，都是平定叛乱的中坚力量，其声名事迹人所共知，无需臣下赘述。曾国藩的深谋远虑，使军事行动持久不败，人才越用越多的关键，在于他将湘军的治军之法，推广运用到淮河流域刚劲勇武的民风之中，为国家培养出扞卫疆土的劲旅。
臣遍查史籍，唐代李光弼、郭子仪仅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宋代韩琦、范仲淹也仅经营西夏一隅之地。我朝武功之盛远超历代，多次平定大乱。但如嘉庆年间川楚白莲教之乱，祸乱不过四省；康熙年间三藩之乱，波及仅十二省。而今太平军、捻军、回民等乱匪，竟蹂躏十七省，战事已持续整整二十年。
如果仅依靠湘军一支队伍与敌军周旋，而没有淮军随后崛起，又怎能分兵南北，逐步平定祸乱？曾国藩公忠体国的雄才大略，推举贤能、谦让功劳，与同僚和衷共济的胸怀，尤其值得称道。臣当年在军中，常听曾国藩谈及收复安庆之事，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运筹帷幄和多隆阿的浴血奋战；后来攻克金陵，他又将功劳归于众将，只字不提其弟曾国荃的贡献。
每当谈及僧格林沁亲王剿捻时的吃苦耐劳，曾国藩总说自己不及十分之一二；论及李鸿章、左宗棠等同辈人物时，若非坦言自己才能不及，便说谋略不如。这些评价常见于他的奏章和书信，并非臣一人私下所言。在江苏、安徽局势动荡、官员视为畏途之时，曾国藩仍不避艰险，坚持选拔通晓军事的人才，随时举荐，以期共渡难关。
后来太平天国平定，南方恢复安宁。朝廷仍频频下诏，命他举荐封疆大吏和将帅人选。曾国藩却上奏称：地方大员既已掌握兵权，就不应再干预官员升降之权。此举既可防范外重内轻之势，又能杜绝结党营私之弊。他考虑如此深远周密！难怪在立下大功后，仍能保持谦逊，不自我夸耀。
曾国藩自担任统帅以来，就抱定誓死报国的决心。因此无论遭遇何等危险，始终坚定不移。其至诚之心感召了部下将士，使全军上下同仇敌忾。据军册记载，湘军阵亡的文武官兵多达万余人。
咸丰八年三河之战中，曾国藩的胞弟曾国华跟随李续宾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战死。同治元年雨花台之战后，其胞弟曾贞干因劳累过度，在敌军退却数日后病逝。真可谓满门忠烈！然而曾国藩与诸弟同在军中时，做事总是督促他们奋勇争先，论功却总是让他们退居人后。这是因为他深知功名之路上善始善终的艰难，常怀身居高位、手握重权而盛名难副的忧惧。
正因受到朝廷非同寻常的信任，曾国藩愈加谨慎勤勉地履行职守。他处理公务从不分地域界限，将江苏、安徽、浙江、两湖等地的军务统筹协调。两江粮台的军火粮饷，也毫不吝惜地支援邻近省份，接济其他部队。但对于朝廷授予的节制四省、节制三省的职权，他却坚决推辞，多次上奏恳请辞让，直至获得批准才作罢。
他时刻思虑难以报答皇恩，不敢倚仗朝廷的厚待。自身清廉俭朴，如同寒门学子。所有俸禄都用于公务开支，未曾购置一间房屋，增添一亩田地。粗茶淡饭，衣着简朴，甘于清贫，每餐不超过四道菜，儿女婚嫁花费不超过二百两银子，并将这些立为家规。
他继承了唐代杨绾、宋代李沆的清廉风范。而对友军困顿、灾民饥荒以及地方应办事务，却毫不吝惜地拿出俸禄结余来补充公用不足。臣在安徽时，对此深有了解。他为人朴实，不标新立异。坚守两条严以律己、持之以恒的准则：一是不说假话，二是不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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