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原堂论文
序
管辖区域纵横两三千里，身兼尚书侍郎之职，并拥有古代御史大夫、中丞的官衔。统辖范围跨越数州郡，多则百余城，少则五六十县。下属有监司、郡守、牧令、丞倅等各级文官数百人，武官自提督、总兵以下，皆恭敬听命。赋税征收、司法刑狱、军事谋划、河工治理、盐务漕运、官员升降等重大政务都需其裁决。又有宾客往来，下属求见，每日鸡鸣即起梳洗，整理衣冠接待访客。门房持名帖按次序引见，官员们如鱼贯雁行般依次进见，接见十余批仍未结束，便改日再会。改日依旧如此忙碌。退堂后又有胥吏抱着文书，右手举至额头，左手垂至腹部，蹒跚而入呈递公文。
公事私务、新案旧档，交错堆满案头。重要事务，官员需亲自审阅详加裁决；例行公事，则稍作批阅签署即可。因此当今总督、巡抚等大员，凡是需要上奏朝廷的文书，大多交由幕僚办理。官员难以亲自执笔构思，实属情势所迫。然而担任幕僚者，往往拘泥于刑名律例，墨守成规，只求规避处分，以不触犯条例为要务。即便有人体察民情，锐意改革，试图破除陈规，也常被部议驳回而无法实施。可见奏疏要兼顾周全与实效，竟是如此困难。
我的兄长太傅文正公在咸丰皇帝即位之初，因上奏讨论大礼、规谏圣德等奏疏，以忠诚正直闻名天下。后来他执掌兵权，在东南地区开设幕府。东南一带的博学大儒、知名贤士、学识渊博的辩才之士，都被他以礼相待，延揽入幕。其中杰出者，后来相继担任将相，功勋卓着；次一等的也以文才学识着称于当时。这些学识渊博、才思敏捷的人才，议论时政得失，分析军情胜负，经过深思熟虑，再加以文字修饰。本不必担心他们的文辞不够工整，意思不够妥帖。然而文正公有时起初认可他们的文稿，最终却加以修改，字斟句酌，十不存一。这难道是要与那些冥思苦想、专精文字的人较量文采吗？其实才能是天生的，而见识则需要磨练才能精纯。
人的聪明才智原本相差不大，但天下事变的发生，往往超出常人智慧思虑所能预料。唯有阅历深厚者，方能坚守正道，从容应对时势变化。因此文正公的奏疏从不作过分夸饰之辞，也不发无谓忧惧之语。他分析敌寇盛衰、中外局势，对一切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都如明镜照物、龟甲占卜般精准无误。然而他始终谦逊自抑，从不轻言必然，可事后往往证明其判断分毫不差。这难道不是他的见识远超常人吗？
曾国荃年轻时曾在京城的官邸侍奉文正公，跟随他学习；壮年时辗转军旅，随文正公征战江西、江南等省。仰赖圣明天子的威德，大功告成后，兄弟二人蒙受殊荣，却因担心才疏学浅而获罪，便请求辞官归乡。文正公担心他缺乏选择判断的能力，便精选古今名臣奏疏若干篇，详加批注评点，命名为《鸣原堂论文》。国荃拜读后深感其中既包含臣子进言的体例，也体现了文正公一生治学的精髓。今年王鼎丞先生来湖南编纂文正公遗着，国荃便拿出这部文稿，委托他校勘刊印。
如今国荃已至暮年，自愧学识浅薄，无益于时局。追忆往昔，与文正公在惊涛骇浪中并肩作战，抱着万死不辞的决心争夺寸土之地，何曾料到日后还能有安闲度日之时。现今天下太平，文正公得以善终。国荃也得以归隐林下养病，悠闲自得，与几位故交饮酒论文，这实在是当初未曾想到的。后世读文正公着作的人，了解他的为人，体察他的时代，必定会反复感叹其文章、功业与生平际遇，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同治十二年九月，湘乡曾国荃作序。
后序
以上《鸣原堂论文》两卷，是我的老师湘乡曾文正公选编的从汉唐至本朝名臣奏疏共十七篇。他详细论述奏疏的义理章法，用以教导其弟沅甫宫保。宫保将文稿交给我阅览，嘱我校勘刊印。
序言写道：夏商周三代以前，臣子劝诫君主，如大禹、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人的言论，都记载在《尚书》中。这些言论最为崇高！他们都是圣贤之人，深谙治国之道且阅历丰富，所阐述的道理极为高明，又切实可行。他们指陈时弊十分直率，却必定以平和深沉的文辞表达，不作惊世骇俗、偏激冲撞之语。他们寄托的思想极为深远，却能让读者容易理解。这些言论切合世情，通晓时变，却始终以道德为根本，不采用任何苟且侥幸的计谋。至于《春秋》内外传所记载的谋略忠言，敦厚优美，仍保留着训诰的遗风。
到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有的用隐语廋词讥讽嘲骂，有的故作惊人之语耸动视听，简直与俳优戏子无异。其中不幸者触怒君主，惨遭杀戮，灾祸何其惨烈！这种进言方式也未免过于鲁莽。自此以后，臣子进谏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类：儒者拘泥经义，好谈上古之事，劝谏君主必称尧舜，论礼乐必待百年，对井田、封建、学校等制度长篇大论而不厌其烦。君主听惯了这些迂阔之谈，便视为老生常谈而心生厌弃。而那些才智之士揣摩君主心意，迎合时势，兜售纵横捭阖、富国强兵之术，往往立见成效，致使天下渐渐崇尚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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