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平原的麦香裹着尘土,直往人鼻子里钻,铺天盖地漫过保定府的官道。
金灿灿的麦子堆得像小山,挤在路边、田埂,连墙根下都堆得满满当当,麦壳被毒日头晒得裂了缝,呛人的焦香混着淡淡的霉味飘散开,可没半个农人有心去拾掇。
方正刚踩进保定地界,心里就揪得慌。本该欢天喜地收粮的时节,田埂上却蹲满了愁眉苦脸的农人——有的吧嗒着旱烟,烟杆敲得石头叮当响,火星子溅到麦堆上,也只是抬抬手扒拉一下;有的抱着膝盖抹泪,浑浊的眼泪砸在麦堆上,洇出一小片湿痕,没一会儿就被太阳烤干,连点痕迹都留不下。
“这是咋说的?”随行的禁军统领嗓门粗,一开口就惊飞了田埂边的麻雀,“丰收了该咧嘴笑才对,咋一个个哭丧着脸,跟遭了蝗灾似的?”
话音刚落,就见个老农扛着半袋麦子,腰弯得像张弓,每走一步都晃悠,裤脚沾满泥点,踉跄着跑到路边粮商摊子前,声音带着哭腔哀求:“刘老板,行行好,再涨一文呗!两文钱一斤,连买种子的钱都不够啊!俺家孙娃等着学费,老伴的药也快断顿了!”
粮商刘老板摇着檀香折扇,肚皮挺得老高,绸缎衣裳被撑得发亮,瞥了眼那袋麦,语气尖酸得像扎人的麦芒:“就这麦?筛出来的碎粒比饱满的还多,两文钱都算给你脸了!愿意卖就赶紧过秤,不愿意就拉回去喂猪——保定府的粮商,没谁会给你更高价!”
老农的脸瞬间垮成了苦瓜,手里的粮袋“咚”地砸在地上,麦子撒了一地,滚得四处都是。他扑通蹲下身,粗糙的手往地上扒,指节磨得通红,嘴里念叨着:“俺们辛辛苦苦种了大半年,起早贪黑浇地、除草,顶着日头割麦,到头来就值这点钱?这日子没法过了!”
方正快步走过去,蹲下身捡起一粒麦子,饱满的颗粒还带着阳光的温度,糙粝的麦壳硌得指尖发疼,却被贱得不如一把喂猪的草。他心里一沉,这就是保定知府急报里说的“粮贱伤农”,比他预想的还要惨。
“老乡,今年收成到底咋样?”方正声音放得温和,怕吓着这老实人。
老农抬起布满皱纹的脸,眼角的褶子里嵌着泥,眼里满是疲惫与绝望:“收成好啊!风调雨顺,每亩多收了两成!可收得多有啥用?城里粮仓早堆得冒尖,粮道坑坑洼洼,车走不动、船行不了,余粮运不出去,只能卖给刘老板他们。他们串通一气压价,俺们不卖,粮食就只能烂在地里!”
旁边几个农人也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诉苦。穿粗布短褂的后生攥紧拳头,指节泛白:“去年粮价还五文一斤,今年一丰收,直接跌到两文,这不是逼着俺们家破人亡吗?”梳着发髻的妇人抹着泪:“家里堆着十几石麦,卖不上价就得烂,冬天一家子就得饿肚子!”还有个老汉叹着气:“要是遇上个灾年,粮价又得涨到天上去,到时候俺们更活不了!”
方正越听心越沉,指尖捏着麦子,指节攥得发白。他总算看清,保定的问题远不止“粮贱”那么简单——粮多无仓存、粮道不通畅、粮商垄断压价,三重枷锁套在农人身上,丰收反倒成了催命的灾难。
“知府大人不管吗?”方正追问。
提到知府,农人们更泄气了,纷纷摇头:“知府大人也难啊!粮仓就那么三个,早就堆得冒尖;粮道年久失修,去年申请修缮,刘老板他们联合乡绅反对,说修粮道要占地、要征劳役,还说‘粮多不用运’,朝廷也就没批;刘老板他们把持着收粮渠道,谁也不敢涨价钱,不然就联合罢收!”
正说着,远处传来一阵喧哗。刘老板带着几个家丁,腰里别着短棍,气势汹汹地走到另一个卖粮的农人面前,抬脚就踹翻了粮袋:“跟你说了多少遍?两文钱一斤,少一分都不收!还敢跟俺讨价还价,是不是不想在保定府混了?”
农人急得直哭,却不敢反抗——刘老板是保定最大的粮商,垄断了大半收粮渠道,得罪了他,粮食真就得烂在手里,一家人的生计就断了。
方正眉头拧成疙瘩,迈步上前拦住刘老板,语气平静却带着硬气:“买卖自愿,你凭啥强买强卖,还动手打人?”
刘老板上下打量着方正,见他穿着素衣,身后却跟着佩刀的禁军,心里犯了嘀咕,但仗着自己在保定的势力,依旧嚣张:“俺买粮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关你屁事?你是谁啊,敢管俺的闲事?”
“在下方正,奉旨巡查全国基建民生。”方正的声音不高,却砸在地上当当响,“粮价该由供需定,不是你一家说了算。农人辛苦种粮,你压价压到血本无归,就不怕遭天谴?”
刘老板脸色一变,“方正”两个字他早有耳闻——帝师掌权,搞基建、惠民生,连各地地主豪强都得给几分薄面。但他摸了摸腰间暗藏的玉佩,想起背后的靠山,很快又镇定下来,冷笑一声:“帝师又咋样?保定的粮市,向来是俺们说了算!没有俺们收粮,农人的粮食只能烂在地里,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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