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平原的麦香裹着尘土，直往人鼻子里钻，铺天盖地漫过保定府的官道。
金灿灿的麦子堆得像小山，挤在路边、田埂，连墙根下都堆得满满当当，麦壳被毒日头晒得裂了缝，呛人的焦香混着淡淡的霉味飘散开，可没半个农人有心去拾掇。
方正刚踩进保定地界，心里就揪得慌。本该欢天喜地收粮的时节，田埂上却蹲满了愁眉苦脸的农人——有的吧嗒着旱烟，烟杆敲得石头叮当响，火星子溅到麦堆上，也只是抬抬手扒拉一下；有的抱着膝盖抹泪，浑浊的眼泪砸在麦堆上，洇出一小片湿痕，没一会儿就被太阳烤干，连点痕迹都留不下。
“这是咋说的？”随行的禁军统领嗓门粗，一开口就惊飞了田埂边的麻雀，“丰收了该咧嘴笑才对，咋一个个哭丧着脸，跟遭了蝗灾似的？”
话音刚落，就见个老农扛着半袋麦子，腰弯得像张弓，每走一步都晃悠，裤脚沾满泥点，踉跄着跑到路边粮商摊子前，声音带着哭腔哀求：“刘老板，行行好，再涨一文呗！两文钱一斤，连买种子的钱都不够啊！俺家孙娃等着学费，老伴的药也快断顿了！”
粮商刘老板摇着檀香折扇，肚皮挺得老高，绸缎衣裳被撑得发亮，瞥了眼那袋麦，语气尖酸得像扎人的麦芒：“就这麦？筛出来的碎粒比饱满的还多，两文钱都算给你脸了！愿意卖就赶紧过秤，不愿意就拉回去喂猪——保定府的粮商，没谁会给你更高价！”
老农的脸瞬间垮成了苦瓜，手里的粮袋“咚”地砸在地上，麦子撒了一地，滚得四处都是。他扑通蹲下身，粗糙的手往地上扒，指节磨得通红，嘴里念叨着：“俺们辛辛苦苦种了大半年，起早贪黑浇地、除草，顶着日头割麦，到头来就值这点钱？这日子没法过了！”
方正快步走过去，蹲下身捡起一粒麦子，饱满的颗粒还带着阳光的温度，糙粝的麦壳硌得指尖发疼，却被贱得不如一把喂猪的草。他心里一沉，这就是保定知府急报里说的“粮贱伤农”，比他预想的还要惨。
“老乡，今年收成到底咋样？”方正声音放得温和，怕吓着这老实人。
老农抬起布满皱纹的脸，眼角的褶子里嵌着泥，眼里满是疲惫与绝望：“收成好啊！风调雨顺，每亩多收了两成！可收得多有啥用？城里粮仓早堆得冒尖，粮道坑坑洼洼，车走不动、船行不了，余粮运不出去，只能卖给刘老板他们。他们串通一气压价，俺们不卖，粮食就只能烂在地里！”
旁边几个农人也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诉苦。穿粗布短褂的后生攥紧拳头，指节泛白：“去年粮价还五文一斤，今年一丰收，直接跌到两文，这不是逼着俺们家破人亡吗？”梳着发髻的妇人抹着泪：“家里堆着十几石麦，卖不上价就得烂，冬天一家子就得饿肚子！”还有个老汉叹着气：“要是遇上个灾年，粮价又得涨到天上去，到时候俺们更活不了！”
方正越听心越沉，指尖捏着麦子，指节攥得发白。他总算看清，保定的问题远不止“粮贱”那么简单——粮多无仓存、粮道不通畅、粮商垄断压价，三重枷锁套在农人身上，丰收反倒成了催命的灾难。
“知府大人不管吗？”方正追问。
提到知府，农人们更泄气了，纷纷摇头：“知府大人也难啊！粮仓就那么三个，早就堆得冒尖；粮道年久失修，去年申请修缮，刘老板他们联合乡绅反对，说修粮道要占地、要征劳役，还说‘粮多不用运’，朝廷也就没批；刘老板他们把持着收粮渠道，谁也不敢涨价钱，不然就联合罢收！”
正说着，远处传来一阵喧哗。刘老板带着几个家丁，腰里别着短棍，气势汹汹地走到另一个卖粮的农人面前，抬脚就踹翻了粮袋：“跟你说了多少遍？两文钱一斤，少一分都不收！还敢跟俺讨价还价，是不是不想在保定府混了？”
农人急得直哭，却不敢反抗——刘老板是保定最大的粮商，垄断了大半收粮渠道，得罪了他，粮食真就得烂在手里，一家人的生计就断了。
方正眉头拧成疙瘩，迈步上前拦住刘老板，语气平静却带着硬气：“买卖自愿，你凭啥强买强卖，还动手打人？”
刘老板上下打量着方正，见他穿着素衣，身后却跟着佩刀的禁军，心里犯了嘀咕，但仗着自己在保定的势力，依旧嚣张：“俺买粮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关你屁事？你是谁啊，敢管俺的闲事？”
“在下方正，奉旨巡查全国基建民生。”方正的声音不高，却砸在地上当当响，“粮价该由供需定，不是你一家说了算。农人辛苦种粮，你压价压到血本无归，就不怕遭天谴？”
刘老板脸色一变，“方正”两个字他早有耳闻——帝师掌权，搞基建、惠民生，连各地地主豪强都得给几分薄面。但他摸了摸腰间暗藏的玉佩，想起背后的靠山，很快又镇定下来，冷笑一声：“帝师又咋样？保定的粮市，向来是俺们说了算！没有俺们收粮，农人的粮食只能烂在地里，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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