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I-5高速公路高架桥下。
这里是城市繁荣表皮之下的一道溃烂伤疤。桥墩上爬满斑驳的涂鸦，空气中弥漫着尿骚味、腐烂垃圾的酸臭和篝火残留的烟熏气息。几十顶颜色各异、破旧不堪的帐篷沿着桥墩两侧杂乱地排列着，像一片被遗忘的蘑菇群。几处用铁桶临时搭起的火堆冒着袅袅青烟，几个衣衫褴褛的身影在阴影中蜷缩着，目光空洞或警惕。
在其中一顶沾满污渍、用蓝色防水布和几根弯曲的铝合金支架勉强撑起的帐篷里，陈富贵正半躺在一条散发着霉味的睡袋上，举着手机，对着镜头，脸上堆出一种故作轻松、甚至带着几分得意的笑容。
他五十多岁，瘦削，颧骨突出，皮肤是长期营养不良和缺乏日照的蜡黄色。穿着一件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印着某建筑公司logo的脏污外套，头发油腻纠结，胡子拉碴。但他的眼睛，此刻却亮得有些反常，那是属于某种病态亢奋的光芒。
手机屏幕上，直播软件的人数显示并不多，只有寥寥几十人，大多是些同样无所事事的 ID，在评论区里飘着一些或嘲讽、或看热闹的留言。
“兄弟们！看看！今天又‘到饭了’！” 陈富贵将手机翻转，对着帐篷外不远处一个由志愿者搭建的简易施粥点。几个穿着荧光绿马甲的义工正在分发食物和瓶装水，队伍排得不长，大多是和他一样的流浪者。“看见没？热腾腾的炖豆子，还有面包！不要钱！随便吃！这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福利！哈哈！”
他语气夸张，带着一种近乎炫耀的腔调，仿佛这免费的一餐是他取得的巨大胜利。
评论区有人刷了几个“666”，也有人骂“丢人丢到国外了”。陈富贵选择性无视了那些骂声，继续对着镜头侃侃而谈：“有人说我丢人？丢什么人？我凭本事领的救济，犯法吗？那些老板，一个个抠门得要死，还想让我给他们卖命？做梦！我现在多自由？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不用看人脸色，不用被那帮黄皮……”
他话说到一半，顿了顿，似乎意识到有些话不能说得太直白，改口道：“……不用被那帮资本家剥削。每天领领吃的，领领生活用品，这小日子，不比打工舒坦？”
他嘴上这么说着，但眼神深处，却有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空虚和茫然。
他举报了冯雅。那个曾经同情他、收留他、给他高于市面黑工工资的年轻女老板。
他清楚地记得，当ICE的车辆停在“福满楼”门口，当那两个表情严肃的官员走进餐馆时，他躲在对街的巷子里，看着冯雅那张瞬间变得惨白的脸，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扭曲的快感。
为什么？冯雅对他不好吗？不，恰恰相反。冯雅是他在美国遇到的，为数不多的、真正把他当人看的老板。给他住处，预支工资，甚至在他儿子“生病”（真假存疑）时还多给了几百美元。
但他就是恨。恨冯雅那种“高高在上”的同情，恨她那种“你们这些黑工”的规训语气，恨她最后要赶他走时那种失望和决绝的眼神。他更恨的，或许是看到冯雅这样一个年轻女人，靠自己努力，在异国他乡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而他，一个活了半辈子的男人，却只能在阴暗的后厨苟延残喘。
举报冯雅，对他没有任何实际好处。ICE不会给他奖金，不会给他身份。甚至可能让他以后更难找到黑工活儿——毕竟没哪个老板敢用一个有“举报前科”的人。
但那又怎样呢？
那一刻，看着冯雅陷入困境，他感到一种病态的满足。仿佛通过这种方式，他夺回了一点可怜的、扭曲的“尊严”。你不是比我过得好吗？那我就拉你下水。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
这种阴暗的、损人不利己的冲动，是他灰暗生活中为数不多的“亮色”。
至于以后怎么办？他没想那么多。大不了继续流浪。美国的流浪汉福利虽然不算特别好，但饿不死。教堂、救济站、政府补助……总能找到一口饭吃。只要小心别惹到那些抱团的拉丁裔流浪汉，别在冬天被冻死，日子总能混下去。
他关掉直播，将手机塞进口袋，准备起身去领那份“到饭了”的炖豆子。
就在这时——
“砰！”
帐篷猛地剧烈晃动了一下！像是被什么沉重的东西狠狠撞了一下！紧接着，又是“砰”的一声，帐篷的支撑杆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陈富贵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随即一股怒火涌上心头。肯定是那些该死的老墨又来捣乱了！他们经常仗着人多，抢地盘，偷东西，或者纯粹就是喝醉了来寻开心。
“操！谁他妈在外面？！不长眼睛啊？！” 陈富贵骂骂咧咧地爬起来，抓起手边一根用来防身的、磨尖了的钢管，怒气冲冲地拉开了帐篷的拉链，准备冲出去给这些不长眼的家伙一个教训。
他半个身子刚探出帐篷，嘴巴张开，一句更恶毒的咒骂还没来得及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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