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强怎么也没想到，李卫交给他的第一桩“脏活”，居然是去漕帮里埋一颗钉子。
腊月初九的傍晚，天上飘着细碎的雪粒子，打在脸上像针扎。他被一个面生的皂隶从小东门外的茶楼后门引进去，穿过三道挂棉帘子的夹道，才在一间烧着炭盆的暖阁里见到了李卫。
这位浙江巡抚衙门里的红人、雍正皇帝新近提拔的“能臣”，此刻正蹲在一把黄花梨的圈椅上——不是坐，是蹲，像乡下老农蹲在田埂上那样。他手里攥着一把炒得焦脆的花生，边剥边往嘴里扔，花生壳碎了一地。
“来了？”李卫抬了抬下巴，示意皂隶退出去，连门都没让人关严实，“坐，自己找地方坐。”
陈文强打量了一圈，暖阁里统共就两把椅子，一把被李卫蹲着，另一把上堆满了文书、算盘和一只缺了口的茶碗。他索性也在炭盆边的脚凳上坐了下来，伸手烤火。
“大人找我——”
“先别忙。”李卫打断他，从怀里摸出一张折了两折的纸，隔着炭盆扔过来，“看看这个。”
陈文强展开一看，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墨迹也洇开了几处，像是识字不多的人写的。内容倒不复杂：某月某日，漕帮杭州分舵的“粮台”周老虎，在拱宸桥码头收了十七船漕米，实数只有十四船，余下三船的米卖了银子，分给了帮里几个头目。落款处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圈，像是某种暗记。
“这是……”
“线人递出来的。”李卫终于从椅子上跳下来，光脚趿拉着一双旧棉鞋，在炭盆边来回踱步，“周老虎是浙江漕帮的二号人物，跟杭州将军府的参将哈克齐拜了把子，手底下养着三百多个‘粮划子’——说白了，就是有执照的水匪。朝廷每年从浙江调运漕粮六十万石，经他的手就要过掉四成。”
陈文强听出了弦外之音：“大人想查他？”
“查？”李卫嗤笑一声，从炭盆边捡起一根火筷子，拨了拨炭灰，“雍正二年我就想查了。上一任浙江巡抚的年兄年希尧，跟漕帮穿一条裤子还嫌裤腿肥；我递上去的折子，到了部里就石沉大海。如今——”他顿了顿，压低了声音，“如今皇上刚收拾了年羹尧，浙江官场人心惶惶，这时候不动手，难道等他们缓过气来再打？”
陈文强心里一凛。年羹尧被赐死的消息传到杭州不过半个月，朝中余波未平，李卫就想着借这股东风拔掉漕帮这颗钉子。这份心机和胆量，果然不愧是雍正最倚重的“酷吏”之一。
“大人需要我做什么？”
李卫盯着他看了半晌，目光像刀子一样在他脸上刮了一遍。然后忽然笑了，露出一口被烟草熏黄的牙：“你们陈家，在拱宸桥边上是不是有个铺子？”
“有。紫檀铺子，我三弟陈乐天在打理。”
“让你三弟收个伙计。”李卫从袖子里摸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和籍贯，“这人叫孙七，江北泰州人，原本是漕帮底层跑船的，上个月因为分赃不均跟周老虎的人动了刀子，被打断了两根肋骨扔进运河里。我的手下捞起来的。他想报仇，我要他的命——不对，我要周老虎的命。”
陈文强接过那张纸，没有立刻答应：“大人要安插这个人进漕帮，借我们铺子做跳板？”
“聪明。”李卫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漕帮在码头上认人不认铺，但认铺子也认人。孙七在运河上跑了八年船，脸太熟了，直接回去就是送死。但他要是改头换面，在你们铺子里当上两三个月伙计，再以‘采买’的身份出入码头，跟漕帮的人喝酒赌钱——那就顺理成章了。”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放心，不是让你们白干。你三弟那批紫檀料子，不是被江南的同行压着卖不出去吗？下个月杭州将军府要修整旗营 barracks，光紫檀的桌椅条案就要六十套。这笔单子，我帮你拿下。”
陈文强心里飞速盘算着。这桩买卖的利弊其实很清楚——接下这桩差事，陈家就算是彻底绑上了李卫的战车，以后再想脱身就难了。但反过来想，如果没有李卫这棵大树罩着，陈家在江南的生意迟早被那些根深蒂固的本地商号吞得骨头都不剩。
他抬起头，目光坦然：“大人，孙七这个人，我们收了。但有个条件。”
李卫眉毛一挑：“说。”
“紫檀的生意，我们不求大人插手军需采买，免得落人口实。大人只需要——”陈文强斟酌着措辞，“只需要在合适的时候，让浙江织造府的曹大人知道，陈家是李大人信得过的人。”
“曹頫？”李卫眯起眼睛，似笑非笑，“你打他的主意？”
“不是打主意。”陈文强不动声色，“是未雨绸缪。我家老大在曹家教着西席，人在屋檐下，总得有个靠山。曹家如今虽然看着风光，但江宁织造府亏空的事，大人想必比我清楚。”
这话说得很巧妙。他没说陈家需要李卫撑腰，而是说李卫可以在曹頫那里多一个“眼线”——对于一个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向江南官场动手的封疆大吏来说，这种暗示比任何直白的请求都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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