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军务紧急,若因延误而贻误战机——”陈文强斟酌着措辞,“这个责任,大人可愿承担?”
博尔济脸上的横肉跳了跳,忽然笑了起来,笑得粗犷而刺耳:“你拿贻误战机来压本官?好,好得很。你们这些内地商人,仗着有几分关系,就敢在边关撒野。”他收住笑,脸色陡然转冷,“车队扣下,逐一查验。查完了,自然放行。”
说罢拔马便走,根本不给人说话的机会。
陈文强站在原地,望着博尔济离去的背影,手指在袖中慢慢攥紧。他知道,这不是博尔济有意为难,而是有人在背后布局。
曹家倒了,可曹家的旧部和党羽还在。他们不敢明着动陈家,但在边关使绊子、卡脖子,有的是办法。这一关,如果不尽快打通,三百辆车的军需物资耽搁在张家口,怡亲王那边交代不过去,前线的将士也会因为缺燃料而挨冻。
到那时,陈家就不是赚不到钱的问题,而是“贻误军机”的大罪。
“老孙,你带车队在城外扎营等我,我去见一个人。”
“东家,这天都快黑了,您上哪去?”
“城里有个故人,该叙叙旧了。”
张家口城不大,横竖两条街,走一刻钟就能从南门走到北门。陈文强要找的人,住在城东一座不起眼的四合院里。院门虚掩,门楣上挂着块褪了色的匾额,写着“李府”二字。
这是个已经没落的府邸。原先住在这里的,是内务府派驻张家口的税官,专管口外皮毛、茶叶、盐铁的征税。这位税官姓李,名叫李维钧,原是年羹尧的门人,年大将军倒台后,他被贬到这苦寒之地,一待就是三年。
陈文强敲了敲门,一个老仆探出头来,上下打量他一番:“找谁?”
“烦请通报李大人,就说京城陈文强求见。”
老仆进去传话,不多时,里面传来一阵脚步声,李维钧亲自迎了出来。这是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穿着一件半旧的灰鼠皮袍,面容清瘦,颧骨很高,一双眼睛却还是亮的,透着股精明劲儿。
“陈东家?你怎么到张家口来了?”李维钧的语气里带着几分意外,也带着几分戒备。
陈文强开门见山:“李大人,我的车队被博尔济扣在城门口了。说是没有兵部堂印,不予放行。”
李维钧眉头一皱,领着他进了书房,掩上门,这才压低声音说:“博尔济这个人,不好对付。他是蒙古镶黄旗的,跟年家有些旧交。你陈家跟年家——”
“年家的事,与陈家无关。”陈文强截住话头,“年小刀是年小刀,陈家是陈家。况且年羹尧已经死了三年,年家早就败了。博尔济犯不着为一个倒台的家族,得罪怡亲王。”
李维钧苦笑:“你有所不知。博尔济这个人,贪财。他不放你的车队,未必是因为年家,更多的是因为有人给他送了银子。你想,你的车队运的是军需煤炉,这东西到了前线,是要换银子的。如果博尔济卡你几天,前线那边等不及,自然会找别的供货商,到时候——”
“到时候,陈家就错过了这单生意,而那个供货商会给博尔济分账。”陈文强接过话头,心中已明白了七八分。
“正是。”
“李大人可知道,那个供货商是谁?”
李维钧犹豫了一下,从袖中掏出一张纸条,递了过来。陈文强展开一看,上面写着三个字:王崇德。
京城柴炭商会的会长,当年那个联合十三家柴炭行围剿陈家的王崇德。
陈文强慢慢将纸条折好,收入袖中。他没有露出愤怒的神色,反而笑了——那种笑,像是在棋局上终于看清了对手的落子。
“李大人,你在张家口待了三年,对博尔济这个人,可有拿住他什么把柄?”
李维钧沉默了片刻,压低声音:“博尔济这个人,贪财,也好赌。他每个月都要去城外的蒙古包赌一场,输赢动辄上千两。他一个参领,一年的俸禄不过二百两,哪来这么多银子?我查过,他私卖军马,从中吃回扣。这事儿要是捅到察哈尔都统那里,他至少是个革职查办。”
陈文强点了点头,从袖中取出一张银票,推到李维钧面前:“这是五百两,给李大人买茶喝。另外,请李大人帮我做一件事——把博尔济私卖军马的证据,找出来。”
李维钧看着那张银票,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终于伸手按住了它:“陈东家,你这是要害他,还是——”
“不害他,只用证据跟他讲个道理。”陈文强端起茶盏,吹了吹浮沫,“他是个聪明人,应该懂得,跟谁合作更划算。”
当天夜里,陈文强没有回城外营地,而是住在了李维钧家中。第二天一早,李维钧的仆人送来一封信,里面是博尔济去年私卖三十匹军马的账目记录,每一匹都有编号、价格、买主,记得清清楚楚。
陈文强将信收好,径直去了参领府。
博尔济正在后院的练武场上射箭,见陈文强不请自来,脸色一沉:“本官说过,车队查验完了自然放行。你来这里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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