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前夜,重庆大足宝顶山脚下的一间矮房里,五十六岁的文物管理员陈建国躺在床上,听着窗外渐密的雨声。他的右膝隐隐作痛,这是二十五年守护石刻落下的毛病——山里的湿气早已渗进他的骨缝。
“明天怕是更难熬喽。”他翻了个身,对着墙上那张泛白的妻子照片喃喃自语。妻子走了十年,癌症,就葬在半山腰上,面朝着石刻,他说这样她就不会寂寞。
天未亮,陈建国就披上那件领口已磨损的深蓝色工作服,拎着三节电池的手电筒,踏着泥泞上了山。雨水顺着他的塑料雨衣帽檐滴下,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栀子花混合的怪异香气。佛诞日,他得比平日更早巡查,特别是那幅他最钟爱的“牧牛图”——南宋时期的石刻,描绘牧童吹笛、水牛饮酒的奇妙场景,距今已有八百年历史。
“老伙计们,我来了。”每到一处石刻前,他都会这么说,仿佛那些冰冷的石头能听懂他的话语。
正午时分,雨势渐弱,山谷间升起薄雾。陈建国坐在大佛湾休息处的石凳上,啃着带来的冷馒头。就在这时,他听见了一丝微弱的声音——笛声,清脆悠扬,绝非山中常见的鸟鸣。
他循声走去,声音源自“牧牛图”方向。越靠近,笛声越清晰。那曲子他很熟悉,是川渝一带流传已久的《槐花几时开》,他年轻时曾用竹笛为后来的妻子吹过这首曲子。
当他转过最后一道弯,眼前的景象让他僵在原地。
“牧牛图”石刻正在发光——不是反射阳光,那光来自石头本身,柔和如月光,却又五彩斑斓。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石刻上的牧童竟然在动!他的手指在笛孔上轻轻移动,胸腔微微起伏,连身旁的水牛也在缓缓甩动尾巴,仿佛刚从梦中醒来。
陈建国揉了揉眼睛,又狠狠掐了自己大腿一把。幻象没有消失。
“我是不是疯了?”他低声自问,手心里渗出冷汗。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陈建国躲在远处的树丛后,目睹了更多不可思议的现象:毗卢洞的释迦牟尼佛像发出金光,犹如纯金铸造;南山的三清洞同样青光熠熠,老子座下的石板浮现出八卦图案;石门山的孔子像则笼罩在一种温暖的橙红色光晕中。
儒释道三教石刻,竟在佛诞日同时发光。
傍晚时分,陈建国跌跌撞撞跑回文物管理所,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所长报告了这一奇观。所长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从文化局调来不过两年。
“老陈啊,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所长给他倒了杯热水,眼神里满是怜悯,“你眼睛不好多年了,再加上这山区雾气重,产生光学幻觉也是有可能的。”
“不是幻觉!我亲眼所见,还有笛声,清清楚楚!”陈建国急切地辩解。
所长拍拍他的肩膀:“这样吧,明天我派小张替你一天,你在家好好休息。”
陈建国知道再争辩无益,默默离开了管理所。但他没有回家,而是再次返回了大足石刻。夜色渐浓,他藏在“牧牛图”对面的一处石窟内,眼睛死死盯着那幅已然恢复正常的石刻。
约莫子夜时分,笛声又响起了。
这一次,陈建国鼓起勇气,慢慢走近发光中的“牧牛图”。距离石刻仅三步之遥时,他清楚地看到牧童转过头来,对他微微一笑。那笑容没有丝毫诡异,反而温暖如春阳,让他想起了自己早夭的儿子——如果那孩子活下来,现在也该有三十多岁了。
“你在告诉我什么吗?”陈建国不知不觉间已泪流满面。
随后的三天,陈建国请了病假,却每天都往山上跑。他翻遍了县志和大足石刻的历史记录,在一本泛黄的民间传说集中找到了一段记载:
“宝顶牧牛图,乃南宋僧人道坚集工匠心血所成。每逢佛诞,若得天地灵气,石中精魂可暂醒,笛声通阴阳两界,示警避祸。”
书中还提到,1943年佛诞日,曾有樵夫听闻石刻发出笛声,随后日军轰炸机飞越此地却未投一弹,当地人认为是神迹显现。
陈建国越发确信自己见证的不是幻觉,而是真实发生的神秘事件。他开始详细记录每天的变化:牧童笛声持续的时间、石刻发光的颜色和强度、甚至周围空气的温度和湿度。
第四天夜里,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妻子还活着,站在“牧牛图”前对他说:“石头记得所有事,建国。石头记得每一个抚摸过它的人,每一滴落在它身上的雨水,每一缕照过它的阳光。现在它们要说话了,你得学会聆听。”
醒来时,陈建国枕边已被泪水浸湿。
佛诞日后的第七天,一场罕见的暴雨袭击了大足地区。雷电交加,山洪暴发。陈建国被雨声惊醒,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他。他抓起手电筒和雨衣,不顾一切地冲向宝顶山。
山路已变成湍急的溪流,陈建国多次滑倒,膝盖疼痛钻心,但他坚持向上爬。当他终于到达大佛湾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心碎——山坡一侧发生滑坡,泥石流正朝着“牧牛图”所在区域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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