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侦查方向后，专案组全员投入紧锣密鼓的排查中。临时指挥点的白板上，密密麻麻标注着全市宋代文物收藏机构、私人收藏家的信息，以及景和会核心成员的最新行踪。沈驰盯着白板上 “提刑司银印” 几个大字，语气坚定：“要彻底挫败景和会的阴谋，不仅要查清银印下落，更要确认其具体藏地，提前布防。现在，我们必须从文物市场和历史档案入手，挖出银印的流传轨迹，精准锁定目标。”
苏芮将整理好的文物市场排查清单推到桌前：“全国范围内与宋代文物交易相关的核心市场、拍卖行共 12 家，我们已联系当地警方协助排查，同时选派 6 名骨干侦查员分赴各地，结合古籍记载和监听线索，重点核实提刑司银印的相关信息。” 宋清砚补充道：“提刑司银印作为宋代司法核心信物，有明确的形制、材质特征，必须联合文物专家，确保识别精准无误。” 一场跨越多地的文物排查行动，就此全面铺开。
专案组兵分六路，奔赴北京、上海、西安、南京等宋代文物交易活跃的城市，走访当地核心文物市场、拍卖行，同时邀请国家文物局两名专攻宋代文物鉴定的专家随行，全程提供专业支持。
负责牵头排查的侦查员老林，带领小组首先抵达西安古玩城 —— 这里是西北片区宋代文物交易的核心区域，曾多次出现过宋代司法类文物。老林一行伪装成资深文物收藏家，与市场内的商户、掮客攀谈，重点打探 “提刑司银印” 的消息。起初，商户们多是含糊其辞，要么说 “从未听过”，要么说 “此类高等级文物不可能在民间流通”。
直到第三天，老林在一家隐蔽的古董店内，遇到了从事宋代文物交易三十年的老掌柜。老林凭借提前背熟的宋代文物知识，与老掌柜深入交流，逐渐获得信任。当谈及宋代司法类文物时，老掌柜压低声音：“提刑司银印可是‘硬通货’级别的国宝，三十年前我在一个地下交易会上见过一次照片，后来就再也没了音讯。那印章纯银铸就，重约一斤二两，印面刻‘大宋提刑司印’六个篆字，边缘有两道细微的铸造痕迹，是南宋中期的制式。”
老林顺势拿出提前准备的空白图纸，让老掌柜大致绘制银印形制，同时故作随意地询问：“最近有没有人打探这枚银印的消息？” 老掌柜思索片刻：“三个月前，有个戴口罩的男子来问过，语气急切，还拿出一张残缺的古籍照片，问我能不能找到印章下落，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没敢多透露。” 这一信息与前期监听中景和会寻找银印的线索完全吻合，让排查小组精神一振。
与此同时，其他几路排查小组也有收获。赴南京的小组在当地拍卖行查到一条关键记录：2010 年，该拍卖行曾计划拍卖一枚 “宋代提刑司下属机构铜印”，后因文物局介入，确认其为国家一级文物，终止了拍卖。拍卖行负责人回忆：“当时有个神秘买家专门飞来南京，想私下收购这枚铜印，出价极高，后来得知拍卖终止，还滞留了一周才离开。” 通过画像比对，该神秘买家正是景和会核心成员林文博。
赴北京的小组则联合当地文物专家，整理出提刑司银印的核心特征报告，明确标注：“材质为高纯度纯银，通高约 10 厘米，印面为正方形，边长约 5 厘米，印文为阳文篆体‘大宋提刑司印’，印背有长方形钮，钮上刻有‘淳熙三年造’（南宋年号，对应公元 1176 年）字样，边缘因长期使用，有轻微磨损痕迹。” 这份特征报告为后续识别银印提供了精准依据。
所有排查信息汇总后，苏芮在临时指挥点召开线上会议，总结道：“结合各地排查情况和专家鉴定意见，已明确提刑司银印的核心特征，且确认景和会近三个月来，已在全国多个文物市场打探其下落，进一步印证了他们对银印志在必得的态度。”
在跨区域文物市场排查的同时，苏芮带领技术小组，埋首于省、市文物档案馆、博物馆历史档案中，追溯提刑司银印的流传轨迹。海量的档案资料堆积如山，从清末民初的文物征集记录，到建国后的馆藏清单，再到历次展览、修复的详细报告，每一份都需要仔细翻阅、核对。
起初，排查工作毫无头绪。提刑司银印作为高等级文物，流传记录本就稀少，再加上历史变迁、战乱影响，不少档案残缺不全。直到第五天，技术小组在省档案馆一份 1956 年的文物征集档案中，发现了关键线索 —— 档案记载：“1956 年 3 月，从明城市市民张某手中征集宋代银印一枚，经鉴定为南宋提刑司银印，一级文物，暂存省博物馆。” 档案后附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虽清晰度有限，但印面的篆字、印背的纪年刻字，与前期总结的银印特征基本吻合。
顺着这条线索，苏芮立即带领小组前往省博物馆，调取其馆藏历史档案。在 1956 年至 2018 年的馆藏清单中，均有 “提刑司银印” 的记录，期间还曾于 1982 年、2005 年两次出展，每次展览后都有详细的修复、保养记录。但 2018 年的档案中，出现了一条关键变更记录：“因省博物馆展厅改造，将提刑司银印移交至明城市博物馆暂存，移交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15 日，接收人：明城市博物馆文物保管部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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