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山县衙提供的临时住所里，灯烛彻夜未熄。
宋慈坐在一张硬木书案后，面前摊开着林知县连夜派人送来的、墨迹尚未全干的名单。上面罗列了榆山县近三个月来所有记录在册及地保口头上报的盗窃案，林林总总十余起，事主、住址、失窃物品、报案（或知晓）时间，一一在列。
他的目光沉静如水，逐行扫过那些名字和信息，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发出规律而低沉的叩响。随行的老书吏坐在下首，就着灯光，将名单上的信息誊抄整理，并按发案时间、地域进行归类。
“大人，”老书吏抬起头，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榆山县的卷宗已反复核对三遍，确实不见那桩轮奸案的丝毫痕迹。如今这份名单，大多也是鸡鸣狗盗之事，与陈沟县所言之恶性，相去甚远。”
宋慈没有抬头，声音平静：“卷宗是死的，人是活的。若人人遇事皆敢报官，天下便无冤屈了。尤其涉及妇孺名节，沉默者，十之八九。”
他伸手指向名单上的一个条目：“你看这一桩，城南货郎张贵家，夜半被撬窗入内，窃去铜钱三百文，粗布两匹。事主并未报官，是地保巡夜察觉异常，询问后方才得知。”
“还有这一处，”他的手指移到另一行，“城西寡妇王氏，自称晾晒的衣物夜间被窃数件，亦未声张，是邻里闲谈，被地保听闻记录。”
老书吏若有所思：“大人的意思是，连这些微小失窃都因各种缘由未能正式报官，若真发生那等惨事，苦主选择缄默，也并非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是极有可能。”宋慈打断他，终于抬起头，烛光在他深邃的眼中跳跃，“但正因如此，才更需要实证。恐惧和羞耻可以让人沉默，但罪行本身，只要发生，就必然会在世间留下痕迹。血迹、足迹、被翻动的现场、遗失的物品、乃至目击者无意的一瞥……这些，不会因无人报官而彻底消失。”
他站起身，在狭小的房间里缓缓踱步：“陈沟县牢子听到的供词，言之凿凿，提及‘贡生家’、‘轮奸’、‘剁足’（或为盗鞋）。若此供词有几分真实，那么案发地，必然有一个符合‘贡生’身份的人家，近期遭遇过盗贼。榆山县的卷宗和这份名单上，可有贡生报案的记录？”
老书吏立刻低头翻阅刚刚整理好的名录，仔细核对了一遍，肯定地摇头：“回大人，没有。名单上所列事主，皆是平民百姓，并无功名在身者。”
宋慈停下脚步，目光投向窗外沉沉的夜色：“有两种可能。其一，案发地并非榆山，信息有误。其二，案发地在榆山，但这位贡生，甚至连地保都未曾告知。”
他转过身，语气决断：“明日，你带两人，依据这份名单，逐一走访这些失窃案的事主，尤其是未报官的那几户，详细询问当晚情形，留意是否有不寻常的细节，或是否听闻过类似的风声。记住，态度需温和，勿惊扰百姓。”
“是，大人。”老书吏躬身领命。
“至于本官，”宋慈的目光重新落回名单，眼神锐利，“要去会一会这榆山县方圆左近，所有记录在籍的贡生。”
接下来的两日，宋慈带着另一名随从，开始了对榆山县及其邻近乡镇所有贡生的拜访。这是一项繁琐而需要耐心的工作。贡生虽算不得正式官员，但在地方上亦是享有特权的士绅阶层，宅邸多分布于县城较好的地段或乡间较大的村落。
宋慈的到访，往往让这些读书人感到意外乃至惶恐。他身着官服，态度却并不倨傲，只言明是为核查一桩盗案线索，询问近期家中是否遭遇盗窃或异常情况。
得到的回应几乎如出一辙。贡生们或茫然，或肯定地表示家中平安，未曾遭贼。有人热情邀约饮茶，试图探听风声；也有人面露不悦，觉得官府无事生非，打扰清静。一圈走访下来，竟无一家符合“近期遭窃”的条件。
日头偏西，宋慈站在最后一户受访的贡生家门口，看着那紧闭的、并无任何异状的大门，眉头微不可察地蹙起。随从低声道：“大人，榆山县内登记在册的贡生，都已问遍了。看来……”
宋慈抬手，止住了他的话头。他心中那份基于卷宗和初步调查形成的疑云，正变得越来越浓重。陈沟县李知县的奏报、牢子的偷听、金铃子的部分供词，所有这些指向榆山县存在一桩骇人罪案的线索，在榆山县本身的官方记录和初步民间走访中，竟找不到任何坚实的支撑点。
这绝不正常。
若案件纯属子虚乌有，是金铃子信口胡诌或牢子听错，那为何细节能具体到“贡生家”、“轮奸”、“盗鞋/剁足”？这些词汇组合在一起，具有一种反常的、令人不安的“故事性”。
若案件属实，只是苦主隐瞒，那这位“贡生”的保密工作做得也未免太过完美，连同县的同行、邻里都无人知晓？地保毫无察觉？这在一个熟人社会里，难度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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